作者：星忘塵 Nebula Walker Date: 26AUG2026 創象引擎 Mythogen Engine (mythogenengine.com)

📌 全世界最便宜的東西就在隔壁生產，而香港、深圳、內陸、台灣沒有一個地方的人拿到那筆便宜。它去了哪裡？

四個地方，沒有一個人拿到那筆便宜

一、一個住在香港的人都知道的矛盾

世界工廠就在深圳河對岸，而香港的衣食住行沒有一樣便宜。

這件事本身就夠奇怪了。人類歷史上大概沒有幾次，一個地方緊貼著全球最大的廉價商品產地，而當地居民的生活成本高居世界前列。

更奇怪的是：一上淘寶，就突然便宜了。

同一件商品，走本地零售通路要幾百塊，自己下單集運，幾十塊。這個落差不是消費者不夠精明造成的，它每天都在，人人都知道，而且大到荒謬。

這個落差就是這篇文章的入口。

因為它證明了一件事：那筆便宜存在。它沒有在生產端消失，也沒有在關口消失——它一路來到了離你很近的地方，然後在最後一哩被人拿走了。

被誰拿走？舖租、入口與分銷的層層加價。省下來的錢沒有到消費者手上，它變成了業主的租金收入。港人上淘寶，本質上就是繞過本地地租，直接把喉管接到產地。

於是問題可以問得更大一點：這二十年，全世界生產了人類史上最便宜的商品洪流。那筆便宜，最後到底進了誰的口袋？

我查了四個地方——香港、深圳、中國內陸、台灣。

結論很難看：沒有一個地方的人真的拿到。

二、三分鐘前情提要：那些便宜東西是怎麼來的

這一節全部是別人的工作，我只是把它壓縮。展開的版本我另寫過一篇（〈你的定期存款，補貼了德國人買車〉），熟的人可以直接跳到第三節。

便宜商品的來源，不是「政府撒錢補貼」那麼簡單。

中國政府的財政能力其實一路萎縮過——經濟學家黃益平指出，財政收入佔 GDP 的比重從一九七八年的 36% 掉到一九九六年的 11%，很多地方連公務員薪水都快發不出來，根本沒有錢直接補貼企業。

於是改走金融體系：把正規部門的利率壓到極低，並在資金配置上偏向指定的企業。黃益平的說法是，這實質上就是一種變相補貼。

要加一個限定，否則會被在中國做過生意的人一句話拆掉：便宜資金從來不是普遍供應的。 中小民企的融資成本一向很高。真正拿到近乎免費資本的，是國企、地方平台和政策扶植產業——也就是最不需要對回報負責的那一批。

錢由誰出？兩條管道。存款利率被壓在通膨附近甚至之下，還有勞動報酬長期低於產出價值。同一批人，同時以儲蓄戶和勞動者的身分在為那些產能付費。這條「所得從家戶被系統性轉移到生產端」的論證，Michael Pettis 寫了十多年。

而擴產叫不停，是兩端同時在推。

政府那一端：一九九四年分稅制之後，地方財政收入被中央抽走一大截，招商引資與賣地變成唯一的補血管道，再疊上以 GDP 和投資額為核心的官員晉升錦標賽（經典分析出自周黎安）。每個省都有動機把同一個產業在自己地界上再蓋一遍。

家戶那一端更硬：人要有工開。 每年上千萬名畢業生要有地方去，社會供應不了那麼多職位，於是人自己去鑽，什麼行業都有人試；做出東西要賣，水平不夠就只能靠便宜，要密食回本就只能傾銷。白菜價就是這樣長出來的，而地方政府看到有人替自己創造就業，當然支持。

所以這不是一盤棋。沒有人在下棋。 是三十個省各自理性，加總起來變成荒謬。

另一邊，美國把同一筆過剩的錢做了相反的處理。

美國那一側的病叫金融化：資本回報被抬得太高，於是不投資也賺錢，錢流向回購與資產價格。中國那一側是資本成本被壓得太低，於是蝕本也繼續投。同一根槓桿，兩個相反方向，共同結果是資本回報率與投資決策脫鈎。

而且兩邊咬合成一個閉環：中國的順差回流美元資產、壓低美國長端利率（葛林斯潘的長端利率之謎、柏南克的「全球儲蓄過剩」講的都是這一步），美國的債務型消費再吸收中國的產能。有人叫它 Bretton Woods II，有人叫它 Chimerica。

最關鍵的是那筆抵消。 金融化把美國勞工的所得份額壓下去，本該立刻引爆政治；但同一時間產能化把商品價格壓下來，於是工資不漲、東西變便宜，生活水準的帳面沒有崩。

兩個體制各自把最危險的炸彈，寄放在對方家裡。

到這裡為止，都是既有文獻。真正的問題從下一節開始：那筆被壓下來的商品價格，好處究竟落在誰身上？

三、香港：先拆掉天花板，然後抱怨屋頂太高

港元跟美元掛鈎，等於放棄自己的貨幣政策、直接輸入美國的利率。二〇〇九到二〇二一那段近零利率，香港照單全收——但只收到便宜資金，沒有收到美國那邊的工資動能，也沒有美國那樣的土地供應。

便宜資金 ＋ 靠賣地養活的財政，於是資產價格單邊上升。商品那一邊本來應該補回來一點，但如前所述，紅利在最後一哩被地租截走了。

不過如果故事只講到這裡，就會落入最常見的那個解釋：香港地少，供給不足，所以貴。

這個解釋有個時序上的破綻：香港的土地一直都少，為什麼偏偏是回歸之後那一段特別瘋？

答案不在供給那一邊。是天花板被拆掉了。

公屋、廉租舖、租務管制——這幾樣東西真正的功能，從來不只是照顧窮人。它們在市場外面撐起一個非商品化的區段，而私人租金必須跟它競爭。那是一個對手方，一個上限。

租管的條文本身就是明寫的天花板：在取消之前，準許租金被限制在市值租金的九成之內，兩年一次的加幅不得超過三成。租金管制在一九九八年取消，租住權保障在二〇〇四年取消。

而拆除是逐項進行的，這一點值得寫清楚，因為它不是一刀切的私有化：

• 一九九八年：租金管制取消
• 二〇〇二年十一月：孫九招即時結束居屋、混合發展、私人參建居屋與房協資助自置居所計劃；定期賣地改為勾地
• 二〇〇四年：租住權保障取消
• 二〇〇五年：租者置其屋計劃終止；房委會把商場與停車場資產打包上市成領匯
• 居屋停建至二〇一一年才宣布復建，二〇一四年底才重新發售

注意出租公屋一直都在，居住在各類公共房屋的人口至今仍佔四成以上。被拆掉的不是公屋本身，是四樣不同的價格對手方：資助自置的階梯、公營零售物業、租務管制、以及穩定的土地供應節奏。

而變賣資產那一步，本身就是本文第二節講的金融化。

它在會計上同時做了兩件事：把一條經常性收入流換成一筆一次性收益，並且把壓住價格的那個對手方移走。至於公共零售物業被打包成一隻上市 REIT——那就是「把實體資產變成可交易的金融請求權」的字面意思，不需要任何比喻。

所以香港不只是被別人的金融化波及。香港是自己動手，把自己的公共資產金融化的。

要給一半公道：孫九招不是無緣無故的。當時樓價從九七高位跌了約七成，十萬個小業主淪為負資產，政府確實有現實壓力。

但危機在二〇〇三年之後結束了，那些工具一樣沒有回來。真正的錯誤不是那帖急救藥，是把急救藥寫進了長期處方。

順帶一提，英國把公營房屋賣給租戶之後，也沒有省到錢：政府從前收租，後來改為向私人業主支付住房補貼。同一筆錢從收入項變成支出項，中間多了一個收租的人。所以「別人也這樣做」從來不是理由——它只是說明這個錯誤流行過。

最後標明一件本文沒有處理的事。

同一段時間，香港的人口結構也在大幅改變——大量的人移出，大量的人移入。這對住屋需求的規模與構成、以及對「誰會出來要求把天花板裝回去」的政治基礎，都有實質影響。要認真處理它需要另一篇文章，這裡不展開。

但有一點不受它影響：沒有對手方的市場，無論人口是增是減，租金都沒有東西可以對照。 人口解釋得了需求的高低，解釋不了為什麼上限消失。

而且抵消本身就有天然的上限。

廉價商品只能抵消掉「買東西」那一部分的生活成本。香港家庭的開支結構偏向住房、餐飲、服務、教育、醫療——那些是中國造不便宜、而資產通脹造得更貴的東西。

你食一碗雲吞麵付的錢，大部分不是麵和蝦的成本，是那個舖位的租。中國能壓便宜的東西，一件都裝不進這碗麵裡。

香港是四格裡唯一兩頭都輸的一格：商品的紅利被地租截走，而擋住地租的那道牆，是自己拆的。

四、深圳：造出全世界最便宜的東西，自己是全國最貴的城市之一

這一格才是真正把問題講穿的地方。

深圳的房價、舖租、餐飲與服務成本，都在中國最前列。它生產全世界最便宜的商品，自己卻貴得離譜。

原因跟香港同源：產能化壓低的是商品價格，推高的是產地的地價。工廠來了、人來了、產業鏈起來了，這一切全部資本化進土地；而地方政府正是靠賣地把這個過程變現。

於是在深圳打工的人，是同時被抽三次的：

1. 工資低於產出價值
2. 存款利率被壓
3. 再把收入的一大截交回給地租

前兩條是第二節那套機制，第三條是站在這一格才看得見的。

他親手做出來的那件便宜商品，紅利沒有一分留在他自己的城市。

順帶一個歷史上的反諷：大陸的土地財政不是原創，是八十年代深圳向香港學的。於是今天的畫面變成——香港把土地財政出口去大陸，大陸把廉價商品出口回香港，而香港居民同時承受兩邊的代價：地租那一邊全額付款，商品那一邊要自己上網去取。

五、內陸：便宜跟著貧窮走

那哪裡才便宜？再往內陸走。

但那些地方之所以便宜，是因為沒有地價溢價、沒有服務業需求，也沒有工資。

這一點拆掉了一個常見的辯護：「產能過剩起碼讓大家買得起東西。」買得起的前提，是你身處地租還沒有追上來的地方——而那正是被整個增長過程排除在外的地方。

便宜不是紅利區的特徵，是被排除區的特徵。

同一件事，放大到國與國之間，就是「梯子」那個爭論。

流行的說法是：後進國家工業化只有一條路——先做鞋、做成衣、做玩具，賺外匯、養出第一代產業工人，然後往上爬。日本、台韓這樣走上來，中國自己也是。現在中國爬到樓上，卻不肯把梯子放下來，既跟德國搶汽車，也跟孟加拉搶襯衫。

聽起來很有道德重量。但這個說法有個藏起來的前提，而那個前提是假的：梯子從來沒有人「放下」過。

台灣讓出成衣、韓國讓出鞋業、日本讓出紡織，沒有一次是慷慨，全部是工資漲到做不下去、被成本推走的。歷史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在還賺得到錢的時候自願退出過任何一層產業。

所謂的梯子，其實是一個不情願的、由價格造成的讓位。

所以中國打斷的不是誰的善意，是那個機制本身。當資金成本被壓到近乎為零，工資上漲就不再構成退出的理由——虧損可以靠更便宜的資金撐住，撐到對手先死。

梯子沒有被誰收走，是撐住梯子的那條物理定律被關掉了。

這樣講，論點不必訴諸道德，只需要指出價格失靈。而且梯子在另一頭也正在被拆：經濟學家 Dani Rodrik 的「過早去工業化」指出，後進國家在遠低於當年台韓的所得水平上，製造業佔就業的比重就已經開始下滑——因為同樣的產值需要的工人越來越少。

真正的最後一個對手不是中國，是機器。

同一條邏輯在中國國內也成立：用工業去吸納全民就業，在人均產出早已超過人均所需的年代，數學上就不成立。發達國家當年靠第三產業接住這批人，而中國沒走這條路，原因回到第二節——服務業要壯大得先有人有錢消費，而消費力正是被壓下去換取產能的那一項。

不肯加工資，就撐不起內需；撐不起內需，就只能繼續靠出口消化產能。

六、台灣：供給約束鬆得多，結果一樣

台灣沒有被抽走梯子，因為它站在梯子上面那一段——晶圓製造這一層至今沒被攻下，所以它不是被擠掉的那一個，而是那條血管的必經之處。

商品那一邊台灣也拿得到：中國的廉價商品自由流入，沒有香港那種被本地地租截斷的問題。

照理說，台灣應該是唯一兩頭都贏的。

但房價一樣脫離所得。

而這正是它在這張表上的價值。香港的高房價，可以歸因於土地供給被人為壓住。台灣的供給約束明顯弱得多——不是沒有（台北盆地與科學園區周邊一樣有地理和法規限制），但完全不是港式的壟斷結構，結果卻相似。

當供給這個變數大幅放鬆而結果不變，剩下的解釋就只能落在需求與持有這一側：過剩資金沒有出口，加上持有成本近乎為零。

這不是嚴格的對照實驗，但它足以讓「地租源於土地稀缺」這個常見解釋失去獨佔性。

台灣也已經對這一格動過刀。 囤房稅 2.0 於二〇二三年底三讀、二〇二四年七月施行、二〇二五年五月首度開徵，改為全國總歸戶，非自住稅率拉高到 2%–4.8%。效果爭議很大而且兩邊都有份量：一派認為在預期資本利得與稅負轉嫁之下，靠提高持有成本逼出屋源、進而壓低房價與租金，恐怕是決策者一廂情願，缺乏足夠實證支持；另一派則指部分地區漲幅確有趨緩、交易量出現觀望，但強調那反映的是買賣雙方的態度，不是結構性的價格下修。

這是四格之中唯一已經動手、而結果尚未定案的一格。

還有一點必須寫清楚：上游本身也在被擠。

技術租金不是整條供應鏈拿到的，是被極少數環節的極少數公司拿到的。下面幾百家設備、材料、封測、設計廠面對的是同一個錨定客戶——於是台灣長出了自己版本的內捲：不是幾十個省搶同一個消費市場，是幾百家供應商搶同一張訂單。

大陸版是軟預算約束加分散進入，結果是產能過剩；台灣版是低議價權加分散競爭，結果是毛利被錨定客戶抽走。引擎不同，結構同形。

薪資紅利也不是均勻的。分紅集中在少數公司的少數職級，其餘人拿到的主要是工時；而那筆用時間換來的現金流，一轉頭就被科學園區周邊的房價吃掉——產業愈成功，在地房價愈先漲。

分寸要留住：絕對水準上，那仍然是全島最高的薪資帶。準確的說法是——絕對數字高，但相對於投入的時間與被地租抽走的比例，被壓得很平。高薪與被擠，可以同時成立。

這也解釋了為什麼「不爽就跳槽」在這裡不管用：跳槽換得掉雇主，換不掉買方結構，也換不掉房價。

而台灣的難題比香港更難拆。 香港要說服的是少數持有者，那少數人不肯；台灣自有率高，多數選民本身就是資產持有者，打房等於要多數人自願讓自己的資產貶值。前者更絕望，後者更難堪。

七、四格擺齊：沒有一格拿到

	商品	地租	淨結果
香港	貴（除非自己上淘寶）	極貴	兩頭都輸
深圳	平	極貴	地租吃掉紅利
內陸	平	平	但收入也低
台灣	平（自由流入）	極貴（持有成本近零）	上游被錨定客戶壓毛利、被工時壓生活；其餘承受同樣地租，卻沒有那份薪水

四個地方都在同一個系統裡，而沒有任何一格拿得到那筆便宜的好處。

那總得有人拿到吧？表面上是過去二十年在美國和歐洲買東西的消費者。

但他們同時被自己那一邊的資產通脹抽走更多。而且既然工資的購買力有一大截是靠壓低的商品價格撐起來的，那麼歐美家庭這二十年真實的購買力，其實比帳面上低——差額是由另一邊被壓低的工資和存款利息墊的。

所謂「中產生活水準維持住了」，有一部分不是自己賺回來的，是別人替你墊的。而墊的人自己也沒拿到。

於是出現了一個奇特的局面：所有人都在輸，卻找不到贏家。

八、所有的路都通向地租

先說清楚我主張的是什麼、不主張的是什麼。

我不是說地租導致了這一切。四個地方的成因完全不同：香港是拆除非市場部門加聯繫匯率，台灣是持有成本近零，深圳是土地財政，美國是分區管制加長期低利。把它們收束成單一原因，就會犯下本文第二節批評過的同一個錯誤——把分散的、多因的現象歸給一個反派，只是換了個反派而已。

我主張的是流向，不是成因：無論起點是什麼，剩餘最後都流進同一個口袋。

美國把過剩的資本變成房價，中國把過剩的產能變成地價，香港兩樣一齊來，台灣則是產業愈成功、在地房價愈先漲。生產力的紅利無論從哪一邊產生、無論繞多遠，最後都被資本化進土地，然後由持有土地的人收走。

這個觀察本身並不新——亨利．喬治在一八七九年就寫過，進步為什麼會與貧困同行。新的只是這一次它有兩條上游：一條是資產通脹，一條是產能過剩，而它們原本被當成兩件對立的事。

但這也指出了出路的方向，而且方向跟直覺相反。

如果問題是地租沒有對手方，那藥方就不是「多蓋房子」——蓋出來的房子照樣按市價出售，只是把新的供給也交給同一個定價機制。真正有效的，是重建一個市場外面的區段：不以市價定價、不以市價轉手、規模大到私人租金必須跟它競爭。

香港曾經有過那個區段，然後把它賣了。台灣從來沒有建過——所以持有成本近零這件事才會這麼致命。

• 香港：曾經有天花板，拆掉了
• 台灣：從來沒有建過天花板

兩條不同的路，同一個結果：沒有東西攔得住地租。

九、這件事會怎麼結束

閉環正在被切斷。美國的關稅打法已經定了，歐盟還沒——全球到底還能吸收多少中國產能，很大一部分寫在布魯塞爾接下來的關稅與補貼調查裡。而德國一向是對中貿易最堅定的受益者與辯護者，當最大的既得利益者也開始虧損，歐盟內部原本頂住保護主義的那道牆就會鬆動。

切斷之後發生的事，比較準確的說法不是失血，是戒斷。

歐美這二十年靠中國的商品價格壓住通膨，那不是外在的補給，是已經長進代謝裡的東西。一戒，物價就會回到它本來的樣子——而人們會把那個過程體驗成「通膨失控」，會去找罪魁禍首，卻很難接受真正的答案是：原來自己那份薪水的購買力，本來就沒有那麼高。

中國那一邊的戒斷同樣難受：沒有外部買家之後，它要第一次獨自面對自己造出來的產能。

至於「中國什麼時候爆」——這個問題二十年來都問不出答案，因為那套體制的能力不在避免虧損，而在把虧損切碎、攤給沒有議價權的人：存戶拿低息、供應商吃長帳期、地方財政吃展期。

換個問法會有用得多：損失還能攤給誰？那份名單什麼時候用完？ 這個問法有可觀察的代理指標——車企對供應商的實際付款週期、商業承兌匯票違約率、城投債展期比例與再融資成本、居民存款的搬家方向。

盯這些，比盯任何一次官方表態都準。

而對台灣來說，真正該盯的不是房價，是當上游那筆技術租金的成長放緩時，房價已經先把它預支掉了多少。那一天才是所有問題同時到期的日子——而它的觸發點在半導體週期表上，不在房市數據裡。

十、結尾

有人講過一句很乾淨的話：過剩不等於豐富。 豐富是你用得完，過剩是你用不完；豐富是財富，過剩是浪費。

我們花了二十年，把兩個經濟體最大的過剩——一邊是資本，一邊是產能——推到極限，換來人類史上最便宜的商品洪流。

然後在深圳踩衣車的人、在香港捱貴租的人、在新竹加班到深夜的人、在底特律失去工廠的人，沒有一個真正拿到那筆便宜。

他們的共同點不是國籍，是他們都不在收租的那一邊。

而最難堪的一點是：香港曾經有過一道擋在中間的牆，是自己拆的；台灣那道牆從來沒有建起來過。所以當有人說「這是全球結構問題，我們無能為力」——有一部分是真的，也有一部分，只是不想承認那是選擇。

附註：這篇文章欠誰的

寫評論最容易犯的毛病，是把讀來的東西講成自己的發現。所以把帳算清楚。

不是我的：

• 中國以壓低利率與偏向性配置，把家戶所得轉移到生產端——Michael Pettis 論證了十多年；黃益平提供了財政能力萎縮這條成因線
• 分稅制與晉升錦標賽如何製造重複投資——周黎安
• 中美之間的儲蓄—順差—低利率閉環——柏南克的「全球儲蓄過剩」、葛林斯潘的長端利率之謎，及後續的 Bretton Woods II 與 Chimerica 諸說
• 過早去工業化——Dani Rodrik
• 進步與貧困同行、剩餘最終流向地租——亨利．喬治，一八七九年
• 產能過剩已成全球系統性風險、以及「絕對優勢經濟」這個提法——Michael Froman 於《外交事務》2026 年 9/10 月號（線上 8 月 13 日刊出），該概念借自黃亞生
• 就業作為硬約束、「用工業吸納全民就業是死路」、「戒斷」這個比喻、以及對「抽走梯子」的第一次質疑——來自一個公開討論串裡的匿名參與者，他們比多數署名評論更早講到重點

是我的：

• 香港、深圳、內陸、台灣的四格對照，以及由此得出的結論：沒有任何一格拿到那筆便宜
• 用淘寶那個日常落差，證明紅利存在但在最後一哩被截走
• 台灣作為供給約束大幅放鬆卻結果相同的一格，用來削弱「地租源於土地稀缺」的解釋
• 台灣上游的買方壟斷結構，作為內捲的同構變體
• 把香港地價的解釋從「供給不足」改寫成「非市場部門被逐項拆除」，並指出變賣公共資產本身就是金融化的一次操作
• 梯子從來不是被放下的，是被成本推倒的——把一個道德敘事換成價格機制敘事
• 以及把上面所有零件裝進同一台機器裡的那個裝法

整合是不是原創，見仁見智。但如果這篇文章有價值，價值在裝配，不在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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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一組三篇的第二篇。第一篇〈你的定期存款，補貼了德國人買車〉處理便宜商品是怎麼被造出來的；第二篇處理那筆便宜最後流去哪裡；第三篇〈錢不走，人也不走〉處理退出機制為何失靈。系列落地頁見《退出機制三部曲：便宜的代價》。

本文的產能與貿易數據引自 Michael B. G. Froman, "The Next Global Economic Crisis Could Be Made in China: How Overcapacity Ends," Foreign Affairs, 2026 年 9/10 月號；財政佔比與金融抑制機制引自黃益平於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之公開演講；軟預算約束出自 Kornai Ján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