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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前一成，交完租沒有錢：分配問題裡，我們站在哪裡

分配問題裡，為甚麼總有人叫你往下看

@Mythogen Engine · 2026年10月21日

「從乞丐碗裡搶飯」系列之二｜上一篇：〈不做就該受苦？〉｜下一篇：〈看得見的騙，量不到的數〉

不是厭富，也不是仇貧：鬥爭不等於競爭，最後會波及每一層。

排名表與月尾​

阿欣三十二歲，在香港一間小公司做行政主任，月薪兩萬二。名片上的職銜，比糧單上的數字好看。

某天晚上，她在網上玩一個「全球收入排名計算器」。輸入月薪，螢幕顯示：她排在全球成年人的前四分之一。她截圖，想發給朋友，最後沒有發。因為那天下午，業主剛通知明年加租；交完租、交完強積金、還完信用卡，她這個月剩下的錢，不夠買一部新手機。

她在一條講貧富懸殊的影片下留言，說自己做到月尾都沒有錢剩。第一個回覆是：「你喺全球已經好富，非洲小朋友連飯都冇得食，仲嘈？」第二個回覆是：「再咁落去，第三世界嘅人湧過嚟，你連呢份工都冇。」

一個說她太富，不應抱怨；一個說她快要被窮人拖垮。兩個回覆方向相反，卻有一個共同點：都叫她去看身邊比她更窮的人。沒有一個問：錢去了哪裡？

一、你站在哪個位置​

香港、台灣以至一般已發展地區的打工仔，站在一個尷尬的位置：按全球收入計是上層，按本地生活計是中下層。

2026 年《世界不平等報告》的數字，可以把這個位置量出來。全球最窮的一半成年人，平均每人每年收入約 5,100 歐元，即每月約 425 歐元；要進入全球最高 1%，門檻是每年約 25 萬歐元。報告用的是購買力平價歐元，即把各地物價拉平之後的歐元，下同。全球最高 10% 約有 5.6 億成年人，拿走全球 53% 的收入；最窮的 50%，約 28 億人，只得 8%（《世界不平等報告 2026》）。

阿欣月薪兩萬二港元，略低於全港就業人士每月收入中位數的兩萬三千六百元（統計處數據，聯合新聞網報道），一年約 26 萬港元。要跟這些數字比較，先要把港幣換成同一把尺。以世界銀行的私人消費購買力換算，約 6.06 港元相當於 1 國際元（世界銀行數據），她一年的收入約相當於 4.4 萬國際元；再按歐元區的購買力平價粗略折算，約為 3 萬購買力平價歐元，是全球最窮一半人平均收入的六倍左右。這已經比全球大部分人富有，卻仍未夠全球最高一成的門檻——報告計算，要進入最高 10%，每年收入要約 65,500 歐元，她連一半也未到；至於最高 1% 那條線，她的收入還得是現在的八倍左右。她不是頂層，也不是第三世界，而是夾在中間——在全球的排名表上很高，在自己城市的租約上很低。

文章開頭那個計算器，是本站自己做的（全球收入排名計算器）。寫這篇文章時拿它來核對，結果發現第一個版本錯了：它把幾套口徑不同的數據拼成一條曲線，又把報告的歐元當成美元，令阿欣一度「升」進全球最高一成。改正之後，她落在前四分之一。同一個人、同一份人工，只是定義改了，排名就差了十幾個百分點。排名表看來精確到小數點，背後卻是一連串選擇：用哪一種貨幣、哪一個物價籃子，計成年人還是計人頭，計稅前還是稅後。任何一個收入排名，包括本站這個，都應該先問它用了哪些定義，再看它給你的名次。

香港還有一層特別的情況。一個早年上車的家庭，按資產計，在全球可能排得很前，而這份財富並非全屬虛幻：供完樓就不必交租，等於每月多了一份收入；賣樓移民、換細單位或搬到較便宜的地區，帳面升值就變成真金白銀——這就是香港人說的「上岸」。

但上岸有兩個條件：要早入場，也要找到出口。賣樓之後若仍要在香港住，賣得貴，買回來一樣貴，升值大部分只是在帳面轉一個圈。遲入場的人則是另一個故事：樓價自 2021 年高位累計回落近三成，2024 年第三季負資產個案升至四萬多宗，創 21 年新高（RFA）；樓價回穩之後，到 2026 年第二季才回落至 4,356 宗（金管局）。

同一層樓，對早入場、找到出口的人是財富；對高位入市、借足按揭的人，可能是一筆負數。這種財富取決於入場的時間和離場的門口，而不是月尾的收入——正如下文會談到的另一位，更大規模的紙上富人。

台灣的版本來自另一份報告。安聯《2026 全球財富報告》顯示，台灣 2025 年人均淨金融資產為 164,470 歐元，約新台幣 594 萬元，全球第五，僅次於美國、瑞士、丹麥與新加坡（中央社）。消息一出，網上分成兩派：一派說台灣原來這麼有錢，一派說自己一點感覺都沒有。財經作者王伯達在臉書拆解這份報告，指出兩派都對，因為「無感」有三層原因。

第一層是分配。台灣最富有的一成人，持有約六成金融資產（鉅亨網）。王伯達按報告附錄的 61.8% 計算，最富一成人均約 3,670 萬元，其餘九成人均約 252 萬元，不到 594 萬的一半。而 252 萬仍是平均數，九成人的中位數只會更低。

第二層是負債。台灣家庭負債 2025 年增加 6.3%，達 7,142 億歐元（今周刊）。報告把房貸算進負債，卻不把房子算進資產；一個剛背上千萬房貸、手上只有幾十萬存款的年輕家庭，在報告裡的淨金融資產可能是負數。他每個月感受到的，正是房貸那一邊。

第三層是存量與流量。594 萬量的是幾十年存下來、再加上資產價格上漲累積的存量，不是每年賺進來的收入。安聯自己也指出：2025 年全球家庭每增加 5 歐元財富，約有 4 歐元來自資產價格上漲，全球新增儲蓄反而減少 5.4%（遠見）。台灣家庭的證券資產一年升了 17.7%，存款只升 4.9%（今周刊）。有股票的人，財富隨股市起飛；靠薪水儲蓄的人，那個第五名與他關係不大。

香港與台灣兩個版本，說的是同一件事：排名量的是存量與平均，生活過的是流量與中位數。阿欣在全球排名表上的位置，與她月尾的帳戶餘額，是兩個不同的數字。

二、同一筆錢，買到的不是同一種生活​

購買力平價解決了一個問題，也製造了另一個。它把各地物價拉平，讓香港的一元和孟加拉的一元可以比較；但它用的是全國平均的一籃子貨品，權重按整體社會的消費來定。阿欣的籃子不是平均的籃子。以網民常提的兩百呎單位月租九千至一萬二計，租金已佔她月薪四成至一半；平均籃子不會因為她把收入的一半交給業主，而調高租金的權重。

把時間拉長，才看得出這個籃子怎樣變重。2000 年，香港就業人士每月收入中位數是一萬元（香港統計數據，國家統計局年鑑轉載）；今年 2 至 4 月是兩萬三千六百元（聯合新聞網），二十多年升了約一倍四。同一段時間，差餉物業估價署的私人住宅售價指數以 1999 年為 100 點（Syfe），今年 6 月是 323.2 點，2021 年 9 月的高峰更達 398.1 點（星島）：樓價升了兩倍多，高峰時接近三倍。

租金的故事比較複雜。同一個指數系列裡，租金指數今年 6 月報 205.8 點，創歷史新高（星島），即約為 1999 年的兩倍，升幅與工資相若。但這是在一個本來已經很高的起點上再翻一倍：工資和租金一起升，租約佔收入的比例沒有下降，買樓的門檻卻愈升愈遠。

一碟焗豬扒飯，說的卻是另一件事。1984 年，大快活的焗豬扒飯賣八元半（香港01）；一張 2010 年的大快活餐牌上，連飲品的阿活焗豬扒飯是三十五元；2026年大快活一碟連茶或汽水的碟頭飯，例如口水雞飯，賣五十八元；要配老火湯，就要六十四元。同一段時間的後半段，就業收入中位數由 2010 年的一萬一千元（香港統計數據，國家統計局年鑑轉載），升至今年的兩萬三千六百元。換句話說，2010 年一個月的中位數人工，買得到約三百一十碟；今年約四百碟。在香港，飯其實變得相對便宜了；真正跑贏工資的，是樓。

但這條數有一個統計看不見的缺口。在不少香港人的感受裡，快餐愈來愈貴，味道卻愈來愈差，份量愈來愈少；1984 年那碟八元半的飯，是廚房裡真材實料做出來的，今天的碟頭飯，吃起來更像預製好、到店加熱的產品。物價指數量的是一碟飯的價錢，量不到這碟飯裡面少了甚麼。下文台鐵那個仍賣六十元、肉塊和配菜卻都縮了水的排骨便當，是同一回事：價錢沒有變，變的是盒子裡的東西。所以，「一個月人工買得到四百碟」只說對了一半——買得到的是碟數，不一定是當年那一碟飯，質與量的大幅下降沒計算在內。

台灣的數字把這個落差說得更清楚。2025 年，台灣受僱員工平均經常性薪資為 47,884 元，年增 3.09%，是 26 年來最大升幅；扣除通膨後，實質經常性薪資年增 1.4%（科技新報引主計總處）。但同一份統計也顯示，近七成受僱員工的經常性薪資低於平均數；經常性薪資的中位數，只有約 38,319 元（公視）。

但把時間拉長，台灣的工資更像原地踏步。2018 年 12 月，扣除物價後的實質經常性薪資是 38,235 元，比 2001 年的 38,398 元還低，等於倒退 17 年（TVBS）。同一段時間，台北市的房價所得比，由 2002 年約 6 倍（遠見），升至 2025 年第一季的 15.57 倍（經濟日報）：二十多年前，一個台北家庭不吃不喝六年可以買一間中位數的房子；現在要十五年半。

生活成本的記憶，往往留在一個便當上。網友回憶，福隆便當以前一個五、六十元，今年已賣 90 元（聯合報）；台鐵 60 元的經典排骨便當仍在，但肉塊、配菜和飯量都縮了，還要限量供應（台灣英文新聞）；北部上班族早就抱怨，吃不到一百元以下的便當（中時新聞網）。

便當由五、六十元變成近百元，升了五成以上；實質薪資卻與 2001 年相若；台北的房子，由六年收入變成十五年多。工資追得上的，是官方的平均物價；追不上的，是便當、租約和樓價。

物價也有兩本帳。2025 年台灣的消費者物價指數只升 1.66%，但以當年 6 月為例，CPI 年增 1.37%，創 51 個月新低，食品卻升 2.82%，外食費升 3.44%（TVBS）；居住類指數和房租指數同時創下歷年新高。樓價更是另一個數量級：2018 至 2024 年，內政部住宅價格指數和信義房價指數的年均升幅分別為 6.58% 和 8.12%，遠高於整體 CPI 和房租的升幅；中研院把官方數字與民眾感受之間的落差，稱為「體感物價」（NOWnews 引中研院）。

官方通脹量的是平均人的通脹。一個人的收入愈低，外食和租金在他開支中的比重就愈高，他感受到的通脹也就愈接近便當和租約，而不是那個平均的 1.66%。薪金升 3%，便當和租金升 3% 至 4%，樓價每年升 7%——在全球排名表上，他的位置紋風不動；在自己的城市裡，他離一層樓愈來愈遠。

香港與台灣的物價和人工水平相差很大：香港兩者都高，台灣兩者都低。兩地的共同點不在水平，而在方向：工資跟著平均通脹走，生活成本跟著租金與外食走。全球排名用購買力把各地拉平，阿欣和那位台灣打工仔的生活，卻是用租約和餐牌來計算的。

三、這個位置，有幾多是自己掙的​

阿欣比非洲大部分人富，主要不是因為她比他們勤力，而是因為她在哪裡出生。

經濟學家 Branko Milanović 做過一個計算：假設每個人只有兩項幾乎無法控制的特徵——住在哪個國家，以及在國內屬於哪個收入階層——單憑這兩項，已經解釋到全球收入差異的一半以上；他的結論是，努力或運氣在全球收入分布中能起的作用，不可能很大（Milanović，2015）。他把出生地帶來的收入差距，稱為「公民溢價」或「公民租金」（Demos 訪問）。

這個概念有一種令人不安的對稱。我們普遍不喜歡富二代——同一個國家裡，憑出身繼承財富，被視為不公平。但換到國與國之間，憑出生地「繼承」一份高出幾倍的收入，卻很少有人覺得要交代。

這不是要阿欣內疚。公民溢價說明的是同一件事的兩面：她的位置有一大半是運氣，那麼非洲那位同齡人的位置，也有一大半是運氣。既然如此，用「勤力」或「懶惰」去解釋任何一方的處境，都站不住腳。

四、第一個陷阱：罪疚​

「你喺全球已經好富，仲嘈？」這句話聽來像一種道德提醒，實際功能是叫人閉嘴。

它的邏輯是：只要世上有人比你慘，你就沒有資格抱怨。照這個邏輯推下去，任何人都不能抱怨，因為總有人更慘；最後唯一有資格抱怨的，是全世界最窮的那一個人——而他沒有上網。

這個陷阱的效果，是把本地的分配問題，換成一場全球的慘情比賽。阿欣問的是：為甚麼交完租就沒有錢？回答她的人，把問題改成了：你比非洲人好多少？前一個問題指向業主、地價、工資與稅制；後一個問題只指向她自己的良心。

罪疚也不會令非洲那個孩子多一頓飯。阿欣忍住不抱怨，她的租金不會減，非洲的糧食也不會增加；唯一的變化，是本地分配不再有人追問。

五、《真確》：最體面的閉嘴令​

罪疚陷阱有一個最體面的版本，寫成了一本國際暢銷書。

2018 年，瑞典醫生 Hans Rosling 與兒子 Ola Rosling、媳婦 Anna Rosling Rönnlund 合著的《真確》出版。比爾·蓋茲稱它為自己讀過最好的書之一，並宣布向當年所有美國大學畢業生贈書（Wikipedia）。書的主張很簡單：世界比你想像中好得多；你覺得世界在變壞，是因為十種本能扭曲了你的判斷。

這本書有它對的地方。它反對把世界分成「我們」和「他們」，提醒讀者窮國的人也在進步——這一點，本文同意。問題在於它看不見的東西，而那些東西，恰好就是阿欣的月尾。

第一，它的尺到了頂端就停了。《真確》把世界分成四個收入層級：每日不足 2 美元是第一級，2 至 8 美元第二級，8 至 32 美元第三級，32 美元以上是第四級（Wikipedia）。第四級沒有上限。阿欣月薪兩萬二港元，每日收入約九十美元，屬第四級；一年多了五千多億美元的馬斯克，也屬第四級。一把在 32 美元就停止刻度的尺，量得出第一級怎樣升到第二級，卻量不出第四級裡面，一個人交完租沒有錢，另一個人一夜之間比三十八億人加起來更富有。分配問題最劇烈的地方，正好是這把尺的盲區。

第二，它只數得到能數的東西。收入、壽命、疫苗接種率、入學率都在變好；但一碟焗豬扒飯變細了、變難吃了，一個台鐵便當縮了水，一個月人工換回來的碟數多了，碟裡的東西卻少了——這些都不會出現在它的圖表裡。進步被定義成可以量度的東西，量不到的退步，就等於沒有發生。

第三，它把結構問題說成心理偏差。《真確》說，人覺得世界變壞，是「負面本能」、「恐懼本能」等十種本能在作祟。這套框架用來檢查新聞標題，本來有用；但一旦用在阿欣身上，就成了另一回事：她對租約和工資的不滿，被重新命名為一種有待矯正的認知偏誤。問題不在業主、地價和分配，而在她的腦袋。

第四，它的貧窮線本身有爭議。書中的進步故事，倚重世界銀行那條每日約 2 美元的極端貧窮線。人類學家 Jason Hickel 在 2019 年撰文反駁比爾·蓋茲，認為這條線低得離譜；若改用每日 7.4 美元這條較合理的線，自 1981 年以來，貧窮人數不減反增，比例長期停在六成左右（The Guardian）。Hickel 的計算也受到 Steven Pinker、Max Roser 等人反駁（Reason）；但這場爭論本身已經說明，「世界在變好」有多好，取決於你把線畫在哪裡。

最後，看看是誰在推薦。把這本書送給全美大學畢業生的，是全球最富有的人之一。這不代表書的內容錯了，卻說明一件事：「世界在變好」這個故事，對站在頂端的人特別合用——它把目光引向最底層的進步，而不是頂層的份額。Hickel 就形容，蓋茲和平克甚至主張，既然同一股為富人帶來巨大財富的力量也在消滅貧窮，人們就不應抱怨不平等加劇（The Guardian）。

「世界在變好」與「我的月尾在變差」可以同時成立。前者被拿來否定後者的時候，數據就成了叫人閉嘴的工具——而且是最體面的一種。

六、第二個陷阱：恐懼​

第二個回覆的版本更完整，網上流傳甚廣：富國把醫療和糧食送給窮國，窮國死亡率下降、人口暴增，卻沒有發展出相應的產業；窮國不斷製造窮人，再湧入富國，拖低富國的生活水平。

這個故事很有畫面感，但幾個關鍵環節都與數據相反。

第一，窮人沒有愈來愈多。按每日 3 美元的貧窮線計，由 1990 到 2025 年，全球極端貧窮人口由約 23 億，跌至約 8.31 億（世界銀行）；按舊的每日 2.15 美元貧窮線計，比例亦由 1990 年接近 38%，跌至 2024 年估計的約 8.5%。當然，世界銀行的貧窮線很低，有批評指若以每日 5 美元計，仍有四成人口屬於貧窮，而扣除中國，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貧窮人數更是上升（CADTM）。「全世界愈來愈好」不是全部真相；但「窮國愈生愈窮、愈來愈快」也不是。

第二，窮國的生育率也在下降。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生育率在 1970 年代末高峰時接近 6.8，其後一路回落（世界銀行數據）；非洲整體到 2024 年約為 4.0（聯合國《世界人口展望 2024》）。比亞洲慢，方向一樣。

第三，援助的規模太小，解釋不了富國的困境。2024 年，經合組織發展援助委員會成員的官方發展援助合共 2,121 億美元，只佔其國民總收入的 0.33%（OECD）。一個國家拿出三百分之一的收入，不足以令自己的打工仔交完租就沒有錢。

這個故事最諷刺的地方，在於它自己的機制。它說窮人多生，是因為沒有社會保障，要靠子女防老。那麼答案應該是社會保障——人一旦不必靠多生子女來保障晚年，生育率就會下降。恐懼的故事指著窮人，它的機制卻指向保障。

同一套邏輯在香港有一個本地版本：一邊收緊綜援，一邊輸入外勞（詳見本系列第一篇〈不做就該受苦？〉）。兩者都從最底層下手，地價和資產卻原封不動。

七、錢在哪裡​

兩個陷阱都叫人往下看。往上看，數字是這樣的：全球最富 10% 擁有全球 75% 的財富，最窮 50% 只得 2%；最富 1% 擁有 37%，是最窮一半人口的十八倍以上（《世界不平等報告 2026》）。新增的財富也是這樣分：1995 至 2021 年，全球新增財富有 38% 流向最富的 1%，最窮的 50% 只分到 2%（《世界不平等報告 2022》）。

這些財富大部分以資產的形式存在。以美國為例，最富 10% 的家庭持有全國家庭股票及基金的 87.4%；最富 1% 的份額，由 1989 年的 42.8% 升至 2026 年的 50.2%，升幅主要集中在最頂的 0.1%（聯儲局分配金融帳戶整理）。生產力提升、企業盈利上升、股價上漲，最後都落在持有股票的人手上。

財富之外，收入也在往同一個方向流。美國勞工統計局的數據顯示，今年第二季，非農業企業部門的總產出之中，付給勞工作為報酬的比例只有 52.8%，是 1947 年有紀錄以來最低；戰後大部分時間，這個比例維持在 60% 至 66% 之間（美國勞工統計局）。同一段時間，生產力卻在上升：今年第一季按年增長 2.9%，與 AI 投資急增同步；求職平台 Indeed 的研究部門指出，這些生產力收益，可能正由勞工轉向投資者與企業擁有人（Indeed Hiring Lab）。效率升了，工人分到的那一份，卻跌到了七十多年來的最低點。

台灣也有相似的曲線。受僱人員報酬佔 GDP 的比率，在 1990 年代初超過 50%，2024 年跌至 43.1%，創歷史新低；同年反映企業獲利的營業盈餘，佔比升至 35.06%（經濟日報）。至於原因，說法不一。主計總處認為主要是產業結構：半導體等資本密集產業，大量增加值用於設備折舊，即使工程師薪水高，勞工份額也偏低（科技新報）；中研院院士謝長泰則認為，長期偏弱的新台幣把成長果實轉向了出口企業的擁有者（風傳媒）。也有研究指出，2002 至 2014 年間實質薪資與生產力的差距，主要來自出口品價格相對消費品下跌，而非勞工份額的變化（林依伶、楊子霆）。解釋各異，但數字的方向沒有爭議：經濟果實裡，勞工那一份的比例，近年從未如此之小。

最極端的例子出現在今年 6 月。SpaceX 上市，馬斯克的身家一度衝破一萬億美元；樂施會計算，屆時他一個人，比全球最窮的 46% 人口加起來更富有，即約 38 億人，而這 38 億人的淨資產總和約為 8,900 億美元（樂施會）。他的身家在過去一年增加了超過 5,500 億美元（樂施會愛爾蘭）；上市後不久，他的身家又隨市況回落，萬億富豪的頭銜只維持了很短時間（IBTimes）。

一年多了五千多億，靠的是估值，不是勞動；回落也不必他多做或少做甚麼。這就是金融化的財富：它可以在一夜之間大過三十八億人的總和，也可以在幾星期內蒸發一截，而兩件事都與他那一年做了多少工作無關。

同一份分析還有一句：馬斯克身家的一成，已足以消除全球極端貧窮（樂施會）。改善最窮那批人，並不需要阿欣降級。空間在最頂，不在中間。

八、另一邊的說法​

公道起見，有兩種反對意見值得認真對待。

第一種來自道德哲學。哲學家 Peter Singer 等人認為，以全球標準而言，富裕地區的中產確實富有，因此對更窮的人負有幫助的責任；「錢在頂層」不能成為中間層甚麼都不做的理由。這個說法有其力量：阿欣不是馬斯克，但她每月花在外賣上的錢，對一個極端貧窮的家庭來說可能是一個月的收入。

第二種來自經濟。全球化確實令部分富裕地區的工人面對競爭。經濟學家 Lakner 與 Milanović 的「大象曲線」顯示，1988 至 2008 年間，全球中等收入群體收入大升，富裕國家中下階層的位置則出現低位，一度被解讀為富國中下階層收入停滯。

但這個解讀後來受到質疑。英國 Resolution Foundation 用同一批數據重新分析，認為富國中下階層整體停滯的說法並不成立，問題主要在於美國的增長特別不均（Resolution Foundation）；美國智庫 PIIE 亦指出，那個低位很大程度來自蘇聯解體與日本停滯，而非全球化本身（PIIE）。

兩種反對意見其實可以並存，也都指向同一處。全球化的壓力是真實的，但壓力落在誰身上、落得多重，取決於各國自己怎樣分配；中間層對更窮的人有責任，但這份責任，與頂層對所有人的責任，規模相差何止千倍。承認自己相對富有，不等於要替頂層承擔本該由他們承擔的那一份。

問題是，各地自己怎樣分配，也愈來愈由不得自己。資本會自己找出路：工廠可以搬，利潤可以轉往低稅地；即使要承擔政治風險，計算過後，它仍然會流向全球。人卻走不了那麼快：要租屋、要供書、要照顧父母。於是任何一個地方單獨收緊，無論是反壟斷、保障勞工，還是徵收資本稅，都會聽到同一句話：你收緊，資本就走（稅基怎樣因此被掏空，見本系列第一篇第十三節）。二〇二一年，一百三十多個地區同意設立 15% 的全球最低企業稅（即 OECD 的「支柱二」），正是想堵住這條路；到了二〇二六年一月，OECD 又同意一套「並行」安排，讓美國跨國企業在大部分規則下獲得豁免（KPMG、EY）。連一條 15% 的底線，都要為最大的資本來源開一道門。

但有一樣東西搬不走：土地。地價、公屋、街市，正是一個地方政府不必等全球協議、自己就做得到的事。

九、拆掉的保障​

說到這裡，很容易得出一個結論：既然問題是分配，答案就是多派錢。但香港曾經有另一個答案：不是派錢，而是把生活成本從結構上壓低。2024 年，香港 29.4% 人口住在公屋，15.3% 住在資助出售房屋，合共接近一半（房屋局）。這是一種全民的生活成本保障：私樓有天花板，上車有樓梯，政府也毋須靠派錢補貼每一個家庭。

台灣走的是另一條路。政府直接興辦的社會住宅約 12.7 萬戶（中央社引國土署，2026 年 7 月底），全台住宅存量則約 957.6 萬宅（自由時報），社宅不到存量的 1.5%。台灣靠的是住宅自有率和家庭：2025 年家庭住宅自有率為 83.95%，是 16 年來新低（經濟日報引主計總處）。一個靠公屋，一個靠自置；當台北的房價要十五年半收入才買得起，兩條路都開始堵塞。

香港這套保障怎樣被拆掉，入息限額怎樣剔走正常的打工仔，審查為甚麼只量得到糧單，是本系列第三篇的題目。這裡只需要記住一點：壓低生活成本需要結構，而結構裡最大的一筆，是地租。拆掉結構，再用派錢去修補，錢最後都流向地租。要問的，是這筆地租落在誰的手上。

結語：同一塊愈切愈細的餅​

回到阿欣那兩個回覆。一個叫她為自己的位置內疚，一個叫她為自己的位置害怕；兩個都叫她看身邊比她更窮的人，於是她的視線停在非洲的孩子和湧來的移民身上，從來沒有問過錢流到了哪裡：那條每年 25 萬歐元的線，更不用說那個一年多了五千多億的人。

問題不在向上比還是向下比。整個結構把錢送往頂層，留在下面的那一份年年縮細；傳媒、社會和每一個人，却很自然地只跟身邊的人比：跟樓上的鄰居比，跟樓下的鄰居比，跟同事、跟新來的人、跟領綜援的家庭比。比來比去，都是在同一塊愈切愈細的餅上爭奪。這不是競爭，是零和的鬥爭：你多拿一口，就是旁邊的人少一口；而切走大半塊餅的人，從來不在比較之內。

連大眾眼中的「有錢人」，也多半不在頂層。中小企老闆、做傳統行業的廠家和店主，在打工仔眼中是「上面」的人；但他們一樣要交租，一樣要看業主、銀行和平台的臉色，利潤被地租、抽成和大客戶的壓價逐層削薄。打工仔覺得老闆幾扣，老闆覺得打工仔不夠拚，兩邊都把對方當成自己的問題；其實兩邊都困在同一塊餅上，只是坐在不同的位置。

看清結構，問題就換了：生產力升了這麼多，為甚麼工資沒有跟上？資產升值了這麼多，為甚麼都落在持有資產的人手上？改善最窮的人只需要頂層一小部分，為甚麼要由中間和底層互相爭奪來承擔？

人口多少，從來不是阿欣交完租就沒有錢的原因。分配才是。

「從乞丐碗裡搶飯」系列：序篇｜之一〈不做就該受苦？〉｜之二〈全球的上層，本地的下層〉｜之三〈看得見的騙，量不到的數〉｜之四〈走的和來的〉｜終篇〈數得清楚之後〉

下一篇要問：一套行之有效幾十年的保障，為甚麼會無故失效，而官方數字卻說不出原因？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