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每一條出路，入場費都叫做「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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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每一條出路，入場費都叫做「底」

楔子：弁天島的小店

2019年，我去過靜岡縣濱松市的弁天島。那裡有不少家庭式經營的日式小餐館，一家人守著一間店，同時做遊客和本地人的生意。東西便宜，份量實在，味道好，用香港人的說法，就是「平、靚、正」（便宜、賣相好、味道道地）。

這些店大多開在自家的房子裡。沒有租金被抽走，成本壓得很低，不必擴張，也不用追逐什麼增長，就能一直開下去。賺不到大錢，但維持生活不成問題。在我看來，那是一種自得其所。

可是那裡沒有什麼年輕人。聽說，年輕人都出去找工作了。

這一章從這三件事展開。平價實在的小店，提醒我們「正常」本來的樣子；自有的房子，說明了它們為什麼能夠抽身；離開的年輕人，則揭示了這條出路的盡頭。

先把結論放在前面：每一條看似可以擺脫遊戲的路，入場費都是同一樣東西，一份輸得起的底。教育、房子、信貸、低慾望，這一章逐一驗證這句話。

一、兩條已經走過的線

前兩章已經走過兩條線，這裡只把它們接起來。

第一條是工作。科技進步是真的，但每一輪都附送一套金融敘事；奪走工作的，往往不是科技本身，而是借科技之名的分配（見第一章）。經濟學所說的補償機制，是自動化省下的成本化為更低的價格、新的投資和新的工資，再吸納被取代的人；它的前提，是省下的錢會流回實體經濟。金融化切斷了這條管道，省下的成本流向股票回購和派息，被擠出來的人，多數往下流向低薪服務業，而不是往上。

第二條是消費。原塊牛排變成重組肉，雞沒有了雞味，質素下降卻不會出現在通膨統計裡；可以大量複製的東西變便宜了，需要人手、時間和土地的東西越來越貴（見第二章）。

兩條線在這裡合流。企業省下的成本，既沒有回到員工手上，也沒有回到消費者手上，而是進了利潤率。被擠向下流動的人，收入只負擔得起降級版本；降級版本的市場夠大，又令企業更有誘因繼續降級。生產端的內捲和消費端的降級，互相餵養。

在這樣的世界裡，有些人仍然能夠抽身，有些人不能。這一章要問的，是分別在哪裡。

二、教育：一場由中產燃燒的比賽

教育有一件非常荒謬的事：裡面充斥著大量無用的內容，學費卻貴上了天，大家還要內捲競爭去追趕。它在實際上，懲罰了投錯胎的窮人。

人真正需要的教育，其實並不複雜：語文、英文、數學的基礎，加上自我學習的眼光和批判思考的視野。集體化、標準化的填鴨式教育，不但沒有提供這些，反而浪費了學生的時間，令他們沒有機會接觸這些。

這個判斷有幾條學術脈絡可以支撐。經濟學者 Bryan Caplan 認為，教育的回報大部分來自「信號」而不是技能：一紙文憑證明你夠聽話、夠耐力、夠聰明去熬完整個制度，至於學了什麼，很多出社會後根本用不上。¹社會學者 Randall Collins 更早就把這稱為「文憑社會」。²

教育為什麼會越捲越貴？Fred Hirsch 的比喻很貼切：球場裡前排的人站起來看得更清楚，於是全場都站起來，最後沒有人看得更清楚，但每個人都累了。³學歷是一種位置性商品，價值只在於比別人高，所以投入沒有上限。補習、名校、課外活動的軍備競賽，就是這樣來的。

最拼命的不是窮人

有錢人不必贏這場考試，他們有另一條路。窮人很多時候早知道追不上，或者沒有資源追，被迫半退出。真正最焦慮、最拼命的是中間那一層，因為他們有東西可以失去。

Barbara Ehrenreich 把這種心態稱為「害怕跌下去」：中產的地位無法直接傳承，每一代都要重新賺回來，教育於是成為防止下墜的唯一保險，而保費沒有上限。⁴

錢最後流到哪裡？Elizabeth Warren 與 Amelia Tyagi 在《雙薪陷阱》中研究過，為什麼美國中產家庭有兩份收入，卻比上一代只有一份收入時更拮据。其中一個主因，是家長爭相購買好學區的房子，多出來的收入全數變成了房價。⁵香港「名校網」（明星學區）的房價溢價、補習產業的規模，是同一個故事：中產的犧牲沒有變成下一代的實際能力，而是流向了屋主和教育產業。

最難處理的是，對每一個家庭來說，參與都是理性的。你一個人不捲，孩子就輸；人人都捲，人人都沒有好處。這是典型的囚徒困境，所以「你自己不要捲就好」這類勸告毫無用處，沒有人能單方面放下武器。

頂層的另一條軌道

真正的富豪，根本不在這個賽場裡。Raj Chetty 等人2023年研究美國頂尖私立大學的錄取，發現在考試分數相同的情況下，最富有1%家庭的子女，入讀機會是中產子女的兩倍以上。⁶差距不來自考試，而來自校友子女優先、捐款，以及只有富人才玩得起的運動特招。考試只是中產的賽道，頂層有自己的入口。

這條軌道之所以難以察覺，一是因為人少，而且生活空間完全隔離；二是因為人通常只和附近的那一層比較。中產往上看，看到的是比自己好一點的專業人士家庭，以為那就是頂。競爭全部是橫向的，真正的頂層在視野之外。

諷刺的是，那條軌道提供的，正正是前面所說「人真正需要的教育」：見識、人脈、與決策者的直接接觸，以及最重要的一樣東西——可以失敗的安全網。富人的孩子可以試錯、轉行、創業失敗再來，因為輸了也不會跌下去。對他們來說，教育是體驗與網絡；對其他人來說，教育是一場不能輸的考試。

而這種隱形，正是維持整個遊戲運作的條件。如果大家清楚看見頂層不必考試也能入場，「讀書改變命運」的故事就說不下去，中產也不會再那麼甘心繳交保費。

標準化不是元凶

不過，有一個陷阱必須避開。標準化考試本身，歷史上往往是窮人少數的上流通道。當入學改為「全人評估」，看面試、看作品集，有資源的家庭反而更懂得玩，因為他們請得起顧問包裝。美國有幾所名校取消標準化考試後又恢復，理由之一，正是考試成績反而幫助他們找到弱勢背景的人才。⁷

認知科學家 Daniel Willingham 亦指出，批判思考無法脫離知識獨立訓練，你要先懂一樣東西，才批判得了它。⁸自主學習對有家庭支援的孩子最有效；對沒有支援的孩子，學校的結構可能是他唯一的鷹架。

所以問題不在於「標準化」本身，而在於標準化的內容塞滿了作信號用途的垃圾，加上位置競爭迫使所有人投入無上限的時間和金錢。若把矛頭指向拆除標準，最先受害的，可能正是窮人。

三、房子：人生最高槓桿的賭注，被包裝成最保守的一步

四、五十歲甚至五、六十歲的人，年輕時以高槓桿買了房，今天理論上相當無憂無慮。反而是現在還在繳房貸的人，尤其是加借了二胎房貸的那一批，才是最慘的。

同樣是高槓桿買房，結果完全相反。分別不在於誰比較精明或勤奮，而在於入場時間。2008年金融海嘯之後、長期低利率時期入場的那一批，才是真正趕上紅利的人；在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前高位入場的人，則一樣被套住。

1997年在香港高位買房的人，很多熬了十年「負資產」（房價跌到低於尚欠的房貸）；日本泡沫頂峰買房的人更慘，有些一輩子都回不了本。槓桿本身沒有好壞，它只是把時代的順風或逆風放大。我們今天看到的「無憂長輩」，是撐過來的那一批，這本身就是倖存者偏差。

最高風險的決定，最保守的包裝

這個敘事最厲害的地方，是把人生最高風險的一個決定，包裝成最穩健、最應該做的一步。香港人說「置業安居」、「早點上車」（「上車」指第一次買房），聽起來像保守理財，但在數學上，它是一個普通人一生借得最多、槓桿最高的賭注。

貸款九成，意味著房價跌一成，自備的頭期款就全數蒸發。打工收入每年增長幾個百分點，是線性的；高槓桿資產一個週期的升跌，足以抵銷十年的儲蓄。兩者的尺度根本不對等，入場時間主導結果，是算術問題，不是心態問題。

為什麼敘事總是報喜不報憂？因為有太多人受惠於它。成功的人傾向把結果歸功於自己的勤奮與眼光，很少人會說「我只是好運，剛好趕上了時間」；失敗的人則被說成不夠努力或太貪心。

「勤奮就會成功」這套說法，同時維持了兩樣東西：一批肯吃苦、不質疑結構、容易操控的勞動力，以及一批前仆後繼接手的買家，撐起銀行、建商和依賴賣地收入的政府。

努力買不到的東西

那麼，個人努力是否完全沒有作用？我原本以為，努力至少能決定你撐不撐得過錯的時間——1997年真正輸到無法翻身的，很多是失業或繳不出房貸而被迫賤賣的人。

但這個說法也站不住。利率一升，每月房貸立即跳升，這與你勤不勤奮毫無關係；經濟一轉差，裁員潮往往與房價下跌同時到來，你的工作保不保得住，多數時候也不是你說了算。2024年前後，香港的負資產個案一度升至約二十年來的高位。⁹

撐不撐得過，最終看的不是努力，而是「底」夠不夠厚：有沒有積蓄撐住幾年房貸，有沒有家人可以幫忙，頭期款付得多少，令槓桿不至於太高。

而上一代的「底」，很大程度上是時代紅利，卻被說成是熬出來的美德。下一代於是用同一套方法——努力、借錢、買房——在完全不同的條件下去追，獨自承擔所有風險。

更刺耳的是，上一代資產的價值，部分正是由下一代的房貸和房租支撐的。和教育一樣，這個遊戲獎勵早入場的人，而遲入場者付出的成本，被包裝成「你不夠努力」。

四、信貸的隱形之手

既然高價地區的槓桿如此危險，為什麼不去便宜一點的地方買？

到2026年，我在台灣已經住了五年，一直不太明白這件事。很多人寧願借多一點，也要買台北市；連淡水，不少台灣人也不想住。老家在嘉義的人，也不會在嘉義買房。如果去桃園可以少借很多，是否就能解決很多問題？香港地方小，無論哪裡再不方便，都還有個譜；台灣不一樣。

在地的理由大致有幾個。工作機會高度集中在台北，而出了大台北，捷運網絡就變得稀疏，很多地方要靠汽車或機車，通勤的時間和成本急升。台北市的房價在下跌時通常較抗跌，也較容易轉手，很多人是用「資產」而非「住屋」的邏輯去選擇。台北市財政較好，教育資源和各種補助也較豐富，還附帶一種地位標籤。

至於老家在嘉義的人，很多時候家裡本來就有老屋或土地，毋須再買；而年輕人留不下來，是因為那裡工作機會少——和弁天島的情況差不多。

其實也有人正在實踐另一種選擇。2010年代以來，桃園和林口人口增長很快，不少正是在台北買不起、選擇用較低槓桿換取較長通勤的家庭。理論上，「在工作的地方租，在便宜的地方買來退休」也很合理。

越便宜，越借不到錢

但這裡有一個更深的結構：鄉下地方借不到錢。

銀行借錢，看的是抵押品賣不賣得出去。偏遠地區、老屋、農地或小坪數，銀行估價通常偏低，可貸成數也較低，有時要準備五、六成頭期款。也就是說，越便宜的地方越需要現金，越昂貴的地方反而越借得到錢。

結果，信貸只會流向本身已經昂貴的地區，令那裡更昂貴；便宜的地方因為借不到錢，買家少，於是繼續便宜，也繼續難以轉手。表面上是個人選擇住在哪裡，實際上，金融系統早已替你選了一半。

再加上工作的地方照樣要付房租，想用分開處理的方法避開高槓桿，就得同時負擔房租和一大筆頭期款——最後又只有底厚的人做得到。

大家通常以為，房價的分布由供求和個人選擇決定。很少人意識到，哪裡借得到錢，才是把人推進高價區的隱形之手。

五、低慾望：解放，還是認命？

日本常被形容為已經進入「低慾望社會」，這個說法來自大前研一。¹⁰有人把它看成一種擺脫扭曲模型的集體選擇：不追求擴張，不追逐增長，守住一份已經付清的資產，過一種自得其所的生活。

弁天島的小店，正是這種「低需求安全網」的實物版本。店面是自己的，沒有租金被抽走，成本低到不必擴張也站得住。它們不是贏了這場遊戲，而是用一份已經付清的資產，令自己不必參與。

但那句「沒有什麼年輕人」，揭示了這個模式的限制：它可以維持一代，卻無法複製到下一代。老闆手上的店面，是在戰後到泡沫年代之間累積下來的。年輕人若無法繼承，想在鄉下開店就得租，等於重新跌入被抽租的結構。（第九章桃園公西那間牛肉麵店，是同一件事的台灣版本。）

加上工作、收入、社交和伴侶全部集中在城市，年輕人離開是理性的選擇。2014年日本的「增田報告」估計，全國有八百多個市町村面臨消失的風險。¹¹很多仍然有錢賺的小店，最後是因為沒有人接班而結業，不是因為虧本。

「低慾望」本身也有一個值得深究的曖昧之處。大前研一使用這個詞時帶著憂慮；日本也有人把年輕一代稱為「悟世代」——不追車、不追名牌、不追戀愛。他們是找到了自得其所，還是陷入了第二章所說的基線偏移，適應了停滯之後，告訴自己並不想要？

同一種行為，可以是解放，也可以是認命。我認為分界線在於有沒有選擇：手上有資產、有退路的人選擇低慾望，是自得其所；沒有資產、沒有退路而被迫低慾望，只是把認命換了一個好聽的名字。

小結

回看這一章，教育、房子、信貸、弁天島的小店，說到底都是同一件事：底。有底的人可以低慾望、可以試錯、可以撐過逆勢；沒有底的人做什麼都必須贏，而且輸一次就沒有翻身的機會。每一條看似可以擺脫遊戲的路，入場費都叫做「底」，而這個底，往往是上一代留下來的。

所以，真正的問題不是怎樣贏，而是沒有底的人，怎樣替自己造一個。這個問題，留到終章再回答。

在那之前，要先問另一個問題：同一個世界，為什麼有人看得見這些結構，有人看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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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otnotes

1. Bryan Caplan, The Case against Education: Why the Education System Is a Waste of Time and Mon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8. ↩

2. Randall Collins, The Credential Society: An Historical Sociology of Education and Stratification, Academic Press, 1979. ↩

3. Fred Hirsch, Social Limits to Growth,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

4. Barbara Ehrenreich, Fear of Falling: The Inner Life of the Middle Class, Pantheon, 1989. ↩

5. Elizabeth Warren & Amelia Warren Tyagi, The Two-Income Trap: Why Middle-Class Parents Are Going Broke, Basic Books, 2003. ↩

6. Raj Chetty, David J. Deming & John N. Friedman, "Diversifying Society's Leaders? The Determinants and Causal Effects of Admission to Highly Selective Private Colleges," NBER Working Paper 31492, 2023. ↩

7. 例如麻省理工學院於2022年、達特茅斯學院於2024年恢復要求標準化考試成績。見 MIT News, "Q&A: Stuart Schmill on MIT's decision to reinstate the SAT/ACT requirement"，2022年3月28日；Dartmouth College, "Reactivating the SAT/ACT requirement for Dartmouth undergraduate admissions"，2024年2月。 ↩

8. Daniel T. Willingham, "Critical Thinking: Why Is It So Hard to Teach?" American Educator, Summer 2007. ↩

9. 香港金融管理局，住宅按揭貸款負資產統計，2024年各季。2024年9月底，負資產住宅按揭貸款為40,713宗，涉及金額約2,075億港元，較6月底的30,288宗增加約三成半，為約二十一年來的高位。見香港金融管理局新聞稿，2024年10月31日。 ↩

10. 大前研一，《低欲望社會》，日文原著2016年。（待核出版資料） ↩

11. 日本創成會議人口減少問題檢討分科會（增田寬也主持），〈ストップ少子化・地方元気戦略〉，2014年5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