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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做就該受苦？從綜援到 UBI，「多勞多得」是誰的原則

@Mythogen Engine · 2026年10月20日

「從乞丐碗裡搶飯」系列之一｜上一篇：序篇｜下一篇：〈全球的上層，本地的下層〉

不是厭富，也不是仇貧：鬥爭不等於競爭，最後會波及每一層。

二〇三六年，一部自助機​

二〇三六年的一個早上，陳先生在屯門市中心的自助機前排隊。

他五十二歲，做了二十年物流文員。三年前，公司換了一套 AI 排程系統，他的部門由十二個人變成一個人。那一個人不是他。

輪到他了。他把手掌按在感應板上，螢幕亮起：「生存點數餘額：1,284。本週可兌換：白米、罐頭、基本衣物、水電配額。」

他想替女兒換一部二手平板，上網課用。

螢幕跳出一行字：「此項目不屬基本生活所需。本計劃之設計原則為：保障生存，不提供生活趣味。」

陳先生愣了一下。這句話他很熟。十年前，他在一條講綜援的影片下面留過言：「派罐頭就夠，不要讓他們過得太舒服。」那條留言有三百多個讚。

他當時以為，自己永遠是按讚的那一個。

一、四個月，三種失業​

陳先生是虛構的。但他在自助機前碰到的每一條規則，都已經有人在 2026 年提出過。

2026 年，Sun Channel 的《Lorey 快閃講》在四個月內推出了三集影片，談的都是失業，卻給了失業三種不同的道德。

六月那一集，談的是一位 42 歲的中產港爸：失業五個月，月薪由五六萬元劈到兩萬元，連初級職位都沒有人請。主持說自己也是 42 歲、也是爸爸，看完很心酸。他把這類失業者稱為「結構性尼特族」，指出 AI 帶來的新收益已被科技巨企的頂尖精英收割，巨頭還會利用全球稅制漏洞減輕稅負；他稱讚德國以強政府壓住資本，優先保護勞工。

十月的第一集，談屯門富泰邨女童搬啤酒事件，最後落在綜援改革：健全成年人的現金援助應設年期上限，期滿凍結，改發食物、衣物、水電配額和代用券，刻意設計一套「完全沒有生活趣味」的資助。

一星期後的第二集，談 AI 與全民基本收入（UBI），警告未來的 UBI 不會再發現金，而是發「生存點數」，用來換取食物、醫療和電費；發放者可以按評分扣減，甚至斷糧。影片稱之為科技巨頭「最完美的電子鎖鏈」。

以實物配給取代現金，由發放者決定資格，隨時可以收回。十月的兩集描述的是同一套設計：前一集稱之為改革方案，後一集稱之為科技封建。

把三集放在一起看：中產失業，是結構問題，值得同情；基層失業，是品格問題，應該收緊；到 AI 令所有人都可能失業，同一套收緊的設計就成了科技封建。失業本身沒有變，變的是失業的人屬於哪一個階層。

開頭那位陳先生，可以說是那位港爸的十年後：他在六月被同情，在十月被收緊，到二〇三六年，站在自助機前。

為免混淆，下文所稱「第一集」與「第二集」，均指十月的兩集；六月那一集，下文稱為「六月集」。

這篇文章想追問的，是讓這種轉變成為可能的那個前提：多勞多得，等於有價值；不工作的人，就應該過得更慘。先從第一集說起。

二、一個女童，兩分鐘​

屯門富泰邨一名十歲女童，提著兩大袋共約十二公斤的啤酒走在路上，被途人拍下。繼父事後解釋，是為了「訓練大小肌肉」。片段流傳後，警方初時把案件列為「誤會」，其後交虐兒案件調查組跟進，再以涉嫌虐待或忽略兒童拘捕兩夫婦，兩人其後獲准保釋候查；三姊弟由社署安排入院接受評估。案件至今未有定論。

小孩子幫忙拿東西，本來天經地義。不少家長都試過叫十歲左右的孩子幫手提一兩排汽水或啤酒；孩子有時乖乖照做，有時扭計，揀甚麼都不肯拿。如果片中袋裡裝的是汽水，這段片未必有人拍，就算拍了，也很難變成一宗福利案。

令它變成福利案的，是啤酒。啤酒是母親喝的，家庭領取綜援——兩件事一放在一起，不必多加一句評論，觀眾自己就會得出「綜援養人飲酒」的結論。從虐兒案到福利案，中間只隔著一個酒罐。

但這不代表片中的情況沒有問題。問題不在啤酒，而在份量與能否拒絕。女童事後說，那天一次拿了六排四罐裝、每罐五百毫升的啤酒，即二十四罐，約十二公斤，是第一次拿這麼多，承認很辛苦；以往最多拿四排。以這個年紀的孩子一般三十多公斤計，她提著的是接近體重三分之一的重量，而衞生署建議學童的書包不應超過體重一成。途人想幫忙，她拒絕，說怕爸爸罵，又說自己經常幫手拿啤酒。生父則說，長女膽小，不敢反抗，家務重擔因此落在她身上；妹妹膽子大，會拒絕。

會扭計的孩子，代表他有拒絕的空間。真正值得問的，是這個女童有沒有。

接著是兩條評論影片：《Lorey 快閃講》的第一集，以及趙善軒的《趙氏讀書生活》，合共超過十七萬次觀看。兩條影片有一個共同點——女童只佔開頭一兩分鐘。之後的十幾分鐘，講的是綜援、躺平、納稅人與福利改革。

一宗疑似虐兒案，在兩分鐘之內變成了一宗福利案。女童成了一道入口，觀眾從她身上進場，然後討論自己為甚麼這麼辛苦。

這篇文章先要做的，是退回這道入口，把被熔成一團的問題重新分開。

三、兩條影片說了甚麼​

Lorey 的論證建立在一條 1834 年的原則上。英國《新濟貧法》的「劣等處遇原則」（Principle of Less Eligibility）規定，四肢健全而依賴救濟者，生活水平必須低於市場上最底層的勞工。

他據此提出：健全成年人一生只能領取若干年現金綜援；期滿後若強積金與報稅紀錄仍是零，現金即時凍結，改發食物、衣物、水電配額和低速電話卡等代用券。他的用語是，要設計一套「完全沒有生活趣味」的資助。病患、殘疾、孤苦長者與單親照顧者，則豁免上限。

趙善軒借用經濟學家布坎南（James Buchanan）於 1970 年代提出的「好撒瑪利亞人困境」：救助一次是善舉，但若受助者預期救助會一直持續，行為就會改變，安全網變成生活方式。

他進一步指出，社工與醫療人員出於同情和職業利益，傾向協助申請福利。因此他建議由中立的第三方機構審核傷殘申請，失業援助只給三個月至一年，租金補貼定在平均租金以下百分之五至十。

兩人的方案細節不同，前提卻一樣：一個人若有能力工作而不工作，他的生活就應該比工作的人差。這篇文章要檢驗的，正是這個前提。

四、事實比憤怒薄​

影片與留言區引用的數字互相矛盾。贍養費一項，趙善軒說每月二千元，留言區有人說六千，也有人引述電視節目說是二萬。根據法庭命令，生父每月須為兩名女兒合共支付二千元，但他向傳媒承認，已累計拖欠三萬多元（香港01）。被指「雙重收入」的那一份，其實連收也沒有收齊。

一萬八千元的組成，趙善軒說是綜援加傷殘津貼；但留言區已有人指出，兩者不能重複領取，殘疾者只會在綜援之內獲得較高的標準金額。迪士尼金卡、一年幾次旅行，來源是「網民揭發」；趙善軒自己也說，對方沒有講去哪裡，可能只是大灣區。

更重要的是，綜援以家庭為單位進行經濟審查，贍養費屬於收入，會從援助額中扣減。若這個家庭真的同時收取可觀贍養費又全數領取綜援，那是申報與審查的問題，與制度慷慨與否是兩回事。前者需要調查，後者需要數據，兩者都不能由一段街頭片段推導出來。

至於這個家庭本身，據母親受訪時所述，她有長期病，正在戒酒，子女亦有特殊學習需要（香港01）；繼父離開警署時，手上拿著一份教育局的教育心理評估概要（香港01）。這些說法未經獨立核實。但兩條影片描繪的「四肢健全、選擇躺平」，同樣未經核實——而影片連這一面都沒有提。

至於「綜援養懶人」的整體圖像，統計能說明的有限。立法會資料研究組 2018 年的整理顯示，年老個案佔全部綜援個案約百分之六十二，單親與健康欠佳個案各約一成（立法會資料研究組，2018）；2015 年，失業個案只佔約百分之七（立法會資料研究組，2016）。即使 2020 年疫情期間失業個案急升至一萬八千多宗，年老個案仍有十三萬五千多宗（香港01）。這些數字說明綜援的主體是長者，但它們量度的是個案分類，不是申報是否誠實。

一宗被批核的個案，在統計上就是一宗合資格個案。瞞報若沒有被發現，就不會出現在任何數字裡。不少香港人身邊都見過這樣的家庭：在內地持有物業、有現金收入，卻照樣在香港領取綜援。這種生活感受與官方統計並不矛盾——統計看不見的，正是查核做不到的地方。

綜援的經濟審查以申報為基礎，香港境外的資產與收入，社署難以獨立而全面地核實。諷刺的是，跨境的生活成本差距，政府自己也在利用：「廣東及福建省養老計劃」容許合資格的綜援長者移居兩省，繼續領取援助。趙善軒說叫綜援戶搬上大灣區可以省一半，官方早已在長者身上做了；而部分家庭則自行完成了反方向的套利——資產與收入留在內地，援助在香港領取。

所以，瞞報是真實的問題，但它是查核制度的漏洞，而不是「福利太慷慨」的證據，更不能套用到所有領取綜援的人身上。把它與「四肢健全、選擇躺平」混為一談，只會讓真正需要處理的跨境查核問題，淹沒在對整個群體的憤怒之中。

這也意味著，至少有四件事要分開處理：兒童有否受虐、家庭有否瞞報、福利會否削弱工作意欲、審查有否失效。兩條影片把四件事熔成了一件。

五、1834 年那條原則，原本為誰而設​

劣等處遇原則常被說成公平原則：工作的人不應比不工作的人過得差。但它在 1834 年的實際功能，是工資機制。

《新濟貧法》大幅取消院外救濟，健全者若要求援助，就得進入濟貧院（workhouse）。濟貧院被刻意設計得比最差的工作更難受：家人分開居住，伙食單調，勞動繁重。目的很直白——讓窮人寧願接受市場給出的任何工資，也不願進院。1845 年安多弗（Andover）濟貧院醜聞揭發，院友餓到爭啃骨頭上的殘髓，這套原則的邏輯終點由此可見。一百八十年後，社會文明了，不必再讓人啃骨頭，改發代用券。

換句話說，劣等處遇原則保護的不是勞工，而是「勞工沒有退路」這件事。一個人不工作就會陷入悲慘，他便沒有資格拒絕一份差劣的工作。生存與工作綁得愈緊，僱主的議價能力就愈大。

Lorey 提出的「完全沒有生活趣味」的資助，正是濟貧院的現代版本：不必圍牆，只要把生活壓得單調乏味即可。一星期後，同一套設計在第二集重新出現，換了個名字，叫電子鎖鏈。兩位主持口中的「多勞多得」，表面在講公平，實際效果是替低工資築起一道保障。

六、香港沒有失業保險​

兩條影片的留言區反覆出現同一個建議：美國失業金只能領半年，香港應該效法。

這個比較錯置了對象。美國的失業金是保險，由在職時的工資稅供款支撐，資格與金額取決於過去的工作紀錄；期滿之後，另有救濟制度。香港沒有這樣的制度。一個人失業，強積金不能因失業提早提取，唯一的安全網就是綜援。

台灣是一個清楚的對照。台灣有就業保險：非自願離職者可領失業給付，按離職前六個月平均月投保薪資的六成發給，最長六個月，45 歲以上或身心障礙者最長九個月（勞動部）。失業先由保險接住，社會救助就只需處理真正的貧窮：2023 年底，低收入戶與中低收入戶合共約 56.4 萬人，約佔人口 2.4%（衛福部）。香港則把兩件事都塞進同一個綜援。

結果，香港把「暫時失業」與「長期無法自救」塞進同一個制度。兩種用途在同一個制度裡碰撞，旁觀者看到的，便是「福利被濫用」。

Lorey 所說「外國也有實施」的年期上限，原型是美國 1996 年福利改革中 TANF 計劃的終身六十個月上限。改革之後領取人數確實大跌，但跌的不全是脫貧的人，也包括被擋在門外的人；TANF 覆蓋的貧窮家庭比例持續下降，亦有研究指出極度貧窮家庭反而增加。年期上限能減少的，是政府帳上的個案數目，不一定是貧窮本身。

七、英國已經試過​

趙善軒的建議，英國其實大都做過。

第三方審核：英國自 2008 年起，把工作能力評估外判給 Atos，其後再交由 Maximus 等私人公司。結果是大量錯誤拒批，上訴推翻率高企，Atos 在 2014 年提早退出合約。留言區有觀眾一語道破：第三方也有 KPI，正如美國的私營監獄傾向維持高監禁率。把審核交給沒有同情心的機構，換來的不是中立，而是另一套激勵。同情心外判出去，換回來的是 KPI。

租金補貼：英國的本地住房津貼（Local Housing Allowance）本來就按當區第三十百分位租金計算，遠低於平均租金。他擔心的「政府替人租劍橋三房屋」，在現行機制下已受上限約束。

至於他引用的「每 5.1 個勞動人口就有一人領取 Universal Credit」，數字本身更值得細看。Universal Credit 合併了多項舊福利，領取者中有相當大比例本身在職——他們有工作，只是收入低到仍然符合資格。

這個數字量度的，不是有多少人不工作，而是有多少人工作了仍不夠生活。這正是兩條影片都沒有面對的問題。

八、同一個前提，搬去巴黎​

這篇文章寫成之後，法國爆發大規模示威。起點是中學生：自 2026 年 9 月中起，他們封鎖校舍，抗議缺少老師、校舍失修，大學生在 10 月 1 日加入（Easy France Now）。10 月 17 日，學生與反對燃油價格、反對預算凍結福利與公務員薪金的群眾匯合，示威擴散全國（Bernama 引述 Franceinfo）。

10 月 19 日，趙善軒為此拍了一條二十分鐘的影片。開頭三分鐘，他交代得很清楚：學生的訴求合理，初期有一半法國人支持；缺老師，是因為請假太容易，婚假、產假長，疫情後不少人請精神病假仍照支薪，郊區又請不到代課老師，人才都流向巴黎與里昂。

這是與富泰邨相同的診斷。在屯門，問題是綜援戶不工作也有錢收；在法國，問題是老師請假也有錢收。談到退休金，他說法國人「習慣了很優雅的生活」，「吃阿公的」。題目由一宗香港虐兒案換成一場法國學生抗議，原因仍是同一個：有人不做事也有飯吃。

這個診斷，同樣經不起核對。他說法國退休年齡正由六十二歲逐步提高至六十四歲，「到明年就會變成六十四歲」；實際上，法國國民議會已於 2025 年 11 月投票暫停 2023 年的退休改革，直至 2027 年總統大選之後，退休年齡凍結在六十二歲九個月（JURIST）。他開出的藥方，是以退稅鼓勵私立學校分流中產學生，並說法國沒有採用公私營的方法；但法國早已這樣做：約百分之十三的小學生、約百分之二十一的中學生就讀私立合約學校，私立合約初中來自優勢家庭的學生比例，比公立初中高出二十多個百分點（法國教育部 DEPP），公帑每年撥給這些學校的經費約九十億歐元（IPP）。他建議的方案，法國已經用了幾十年；它的副作用，正是他所說左翼擔心的階層分隔。

然後，影片走到第三步。缺老師、財政赤字之後，話題轉到極左與極右、穆斯林問卷調查，最後落在西晉江統的《徙戎論》：外族入居關中，不加處理，遲早作亂。影片的標題，選的也是《徙戎論》。公平地說，他本人主張中間路線，既來之則安之，協助移民融入；但開頭三分鐘列出的原因——請假制度、郊區留不住人、財政緊絀——沒有一項與移民有關，標題卻把讀者帶到了移民。

這正是富泰邨影片的走法。一個十歲女童，兩分鐘後變成一宗福利案；一群要求老師的中學生，十分鐘後變成外族會否作亂的問題。入口不同，出口相同。留言區有觀眾看穿了這一點：講到底，似乎都是公共財政與分配的問題，注意力不應只放在左中右的意識形態、難民或宗教上。另一位問得更直接：如果是退休金問題，驅逐移民對退休金和赤字有甚麼幫助？

那些移民最初怎樣來到法國郊區，第十二節會再談。

一天之後，10 月 20 日，趙善軒再拍了一條影片，這次把立場說得更白。他說，右派主張「蘿蔔與棍子」：給有錢人和中產蘿蔔，讓他們努力工作、交稅；對窮人用棍子，削減福利，讓他們努力工作，福利只能緊急用，不是長期的生活方式。

這是 1834 年那條原則的現代白話版，只是有一處不同。蘿蔔與棍子，原本是趕同一頭驢的方法：前面吊著蘿蔔，後面有棍子，兩樣都落在同一頭驢身上。把蘿蔔分給一群人、棍子分給另一群人，那就不再是激勵，而是分層。

同一條影片裡，他談到學校午餐。他主張學校統一食材，不必因宗教提供不同餐單；若有人說窮人沒錢自己帶飯，他的回答是：那是你的選擇——你可以堅持信仰，也可以接受免費食物。有錢的孩子不必選，窮的孩子要在信仰與一餐飯之間二選一。這與第一集的代用券是同一種思路：食物不只是食物，而是槓桿。他還把食物敏感與宗教放在一起，說樣樣照顧，成本太大。但花生、海鮮敏感是醫療問題，學校本來就按醫生證明個別處理，與宗教無關。

法國其實已有更簡單的做法。自 2019 年 11 月起，法國每間學校食堂每星期須提供至少一次素食餐（法國國民議會）；至於不含豬肉的替代餐，法國最高行政法院 2020 年裁定，提供與否由地方決定，但提供並不違反世俗原則（AFP）。一份素食餐，已經照顧到不吃豬、不吃牛、不吃肉的人，不必逐個宗教度身訂造。

工廠飯堂更早就解決了這個問題。筆者在大陸和台灣看過不少工廠，飯堂用的都是同一套：員工拿著一張卡排隊拍卡，今天多夾一點，明天吃齋，吃完再加一碗麵，喜歡甚麼就夾甚麼。卡只能在飯堂用，錢一定變成食物；夾甚麼，由自己決定。沒有人要申報宗教，也沒有人要在信仰與一餐飯之間二選一。

分別只在於放進去多少。同一張卡，在大陸一些工廠的飯堂，夾到的菜勉強能吃；在台灣一些汽車廠的飯堂，雞扒、香腸一字排開，像逛夜市。制度一模一樣，差的是預算。保障也是如此：同一個框架，可以只夠溫飽，也可以讓人吃得體面——這一點，第十四節會再談。

諷刺的是，這條影片開頭轉述特朗普的說法，指法國的問題「不是經濟問題，是移民問題」；到了影片後段，趙善軒自己列出的原因，卻是學校資源不足、請不到代課老師、政府開支已佔 GDP 百分之五十七。留言區有觀眾一句話說中要害：最可怕的，是財政問題、經營問題，變成用政治方法去解決；沒有人對症下藥，反而避重就輕，去講思想、宗教。缺老師、缺預算的問題，被說成移民與信仰的問題——正如綜援的財政壓力，被說成一個女童家庭的品格問題。

九、留言區真正在憤怒甚麼​

回到富泰邨那兩條影片。把最熱門的留言逐條讀下去，會發現憤怒的對象並不只有綜援家庭。

長者兩元乘車優惠改為兩折；學生每年二千五百元津貼被削；立法會議席由六十增至九十；公務員加薪。一位家長說，自己土生土長、從未間斷工作，月入卻未必有一萬八千元，孩子去迪士尼要靠親戚請客。另一位說，很多基層家庭就是一人月入萬八養一家，交租後只剩萬五。

這些留言的共同處，是自己那一份正在被削減。在財政緊縮之下，綜援家庭是整條鏈上唯一看得見、又無法還擊的人，憤怒便流向那裡。這種憤怒是真實的，但它比較的是最底層的兩群人，而不是錢實際流向的地方。

留言區也有人看得更遠。有觀眾指出，富人區要運作，需要大量無法外判的低薪勞動——侍應、保安、清潔、看護——附近若有公屋，就等於有一個穩定、近距離的勞動池，替商戶壓低用工成本。研究香港房屋政策的學者早已指出，公屋在經濟起飛年代扮演了「社會工資」的角色：住屋成本由政府承擔，僱主便可長期支付較低工資。從這個角度看，被補貼的不只是公屋住戶，還有僱用他們的人。

公屋的這層功能，基層自己算得很清楚。六月集把「刻意壓低收入、申請公屋」歸為一種主動躺平的策略，稱之為「得公屋得天下」。留言區有人算給主持看：兩百呎的單位月租九千至一萬二，全職做到月入兩萬五，交租之後只剩一半，再扣水電伙食，所剩無幾。主持親自回覆，表示認同。所謂躺平策略，算到最後，不過是一道租金算術。

另一位觀眾後悔儲首期買樓，替銀行打工，還要交稅、差餉和地租。他沒有說出的一層是：香港財政高度依賴賣地與土地相關收入，福利、公屋與醫療的開支，很大部分最終經由地價，由置業的人支付。

他與綜援家庭不是對立的兩方，而是同一套土地財政裡的兩個位置：一方用三十年供款繳交入場費，另一方從制度裡拿回一點。

以上處理的是少數人：那些被認為「有能力工作而不工作」的人。接下來要問的是，當自動化讓這個「少數」愈來愈大，同一條原則會變成甚麼，以及科技進步多出來的那一份，究竟去了哪裡。

十、一百個工人，換十個工程師​

即使只看「有能力工作而不工作」的人，前提也不穩固。

自動化常被描述成「一百個工人剩下十個」，彷彿九十人失業、十人留任。實際往往是：一百個生產工的職位全部消失，換來十個自動化、控制與維修工程師的職位，由另一批人擔任。

消失的不只是職位數目，而是一整條職業路徑——由操作員到資深技工、班長、主管。十年生產線經驗，不會讓一個人變成控制系統工程師。

生產力的提升是真實的：產量更高，單位成本更低，品質更穩定。但收益流向企業、股東、新聘的工程師，以及價格下降時的消費者。被取代的工人既不持有相關資產，也沒有分享利潤的機制。技術解決了效率，卻沒有回答分配。

把工作帶走的，也不只是機器。過去常聽人說，美國人懶，所以生產外流。但一名美國工人無論多勤力，也追不上一個工資只有其幾分之一、甚至幾十分之一的地方。工廠搬走，不是因為誰不肯做，而是同一件貨在別處做更便宜。勤力可以追近效率，追不上工資差距。照這個說法，美國工人懶了四十年，中國工人勤力了二十年——直到越南工人更勤力。

「工作意欲」於是成了一個方便的解釋：把成本結構造成的結果，說成一群人的性格缺陷。福利爭論裡的「躺平」，與當年的「美國人懶」，是同一種說法——結構問題被改寫成個人品格，責任便由作決定的人，轉移到承受結果的人身上。

於是出現一個結構性矛盾：生產系統愈來愈不需要某一群人的勞動，收入與保障制度卻仍要求他們以勞動證明自己值得生活。這時再說「領綜援者不可以過得比勞動基層好」，問題就變成：如果勞動基層本身正在向下流，這條底線也會跟著一路下沉。

工作有兩重意義：一是生產商品與服務，二是現代社會分配收入、身份與福利資格的入口。自動化削弱了前者，後者卻原封不動。

消防員平時沒有火救，不代表沒有價值；一個人每天上足八小時班，也不代表他創造的價值必然高於一個沒有受僱、卻照顧家人的人。勞動可以創造價值，但勞動本身不等於價值。

把這條推論推到盡頭，就是 Lorey 第二集的劇本。

十一、當「沒有工作」變成多數人的前景​

第二集引述前 Google X 商務長 Mo Gawdat 在《The Diary of a CEO》的訪問，推演 AI 會在十至十二年內沿著職位階梯一路向上取代，由初級職位到中產，再到 CEO。勞動端崩塌，消費端隨之消失：企業生產再多再便宜的商品，也沒有人買得起。政府為了防止動亂，只能與科技巨企合作，向它們徵稅，推出 UBI。

這個推演有一部分站得住：生產力與購買力可以分離。上一節的一百個工人，正是這種分離的縮影——產量上升，收入卻流向別處。差別只在規模。一百個工人的故事，旁觀者還可以說是那群人轉型不力；當同一件事沿著階梯向上，旁觀者就沒有了。

但「AI 會取代所有工作」本身，也值得小心。它不必真的取代所有人，才能發揮作用；「AI 會取代你」這個說法，已經足以支撐裁員、壓價與焦慮課程。在這條鏈上，AI 不是原因，是牌照。影片把這個說法當成前提，再在前提之上推演恐懼。

然後就是第一節提過的那件事。影片警告，UBI 最終不會以現金發放，而是以生存點數換取食物、醫療和電費；配合類似社會信用的評分，言論不合就扣分，跌穿臨界點便斷糧。這與第一集的綜援方案是同一套設計：以實物配給取代現金，由發放者決定資格，隨時可以收回。用在「四肢健全卻選擇躺平」的少數人身上，它叫公平；用在「AI 令大部分人失業之後的我們」身上，它叫鎖鏈。

判斷一套保障會否淪為控制，標準不在它叫綜援還是 UBI，而在幾件事：發放者能否任意取消資格，受助者能否自由使用所得，有沒有獨立的申訴與問責。按這些標準，第一集提出的綜援方案，恰好落在鎖鏈的一邊。第二集所恐懼的未來，第一集已經寫好了規格，連豁免名單都附上了。

這樣的規格之所以能被接受，條件只有一個：說話的人假設自己永遠站在發放的一方，至少站在納稅的一方。當自動化讓「沒有工作」由少數人的處境變成多數人的前景，同一條原則就由懲罰別人的工具，變成懸在自己頭上的威脅。

六月集其實已經給過另一個答案。在那一集裡，失業者是被結構推出去的：收益被頂層收割，巨企避稅，國家應該像德國那樣壓住資本。四個月後，面對屯門一個領取綜援的家庭，同一個主持換回了 1834 年的原則。分配問題他看得見；只是當失業的人不像自己，解釋就由結構換成了品格。

六月集的留言區裡，有一條得到近百個讚：一個人不工作，是個人問題；一大群人不工作，就是社會問題。第一集的邏輯，正是把一大群人重新拆回一個一個人。

鎖鏈也不必等到十年後。控制一個人，不一定要斷他的糧；只要讓領取援助成為羞恥，他自然會忍受更差的工作，不敢開口。第一集做的，正是這件事。第二集的留言區裡，有觀眾說得更直接：自己不用 AI，就會即時被淘汰、失去工作。今天把人鎖住的，不是點數，是工作本身——生存與工作綁得愈緊，鎖鏈就愈不需要另外打造。

十二、外勞與福利，是同一條槓桿的兩端​

僱主陣營的兩個主張常常同時出現：收緊福利，輸入外勞。兩者看似無關，其實指向同一個目標——削弱工人的退出能力。

六月集最多讚的一條留言只有一句：香港的失業問題，明顯是外勞大於 AI。近三百人按讚。比起遙遠的 AI，外勞是看得見的競爭者。但這種憤怒同樣容易指錯方向——決定輸入外勞的，從來不是外勞本身。

福利底線，等於給本地工人一個退出選項：差劣的工作可以不做，僱主就得加薪才請得到人。輸入外勞，則是繞過這個退出選項：本地人不做，就找沒有選擇的人來做。台灣若沒有外籍移工，部分行業的工資理應上升；它沒有上升，因為可以輸入。截至 2026 年 2 月，台灣的產業及社福移工超過 86 萬人，勞動部按國籍逐月公布。

台灣還有更深的一層。家庭看護工不適用《勞動基準法》，薪資長期低於基本工資。他們壓低的不只是工資，更直接代替了國家本應提供的長期照顧服務。

香港的外籍家庭傭工亦然：雙職家庭得以運作，政府也毋須大規模提供托兒與安老服務。福利國家沒有做的部分，被外判給一群沒有會籍、沒有福利的人。留言區裡憤怒的雙職父母，不少正是靠這個安排才撐得下去。

這裡必須小心「外來貧窮」的說法，否則很容易滑向「新移民呃綜援」的邏輯——那恰恰是這篇文章所批評的向下比較。

第八節提過的法國郊區，例子最清楚：戰後工廠缺人，法國主動從北非與西非招募勞工；其後去工業化，工廠走了，人留了下來，郊區的貧窮由此而生。進口的不是貧窮，而是勞動力；貧窮是工作消失之後才被製造出來的。資本享用了廉價勞工，離開時把成本留給福利制度。這與一百個工人的故事是同一個故事，只是多了一條國界。

香港九七後的單程證移民，大多是家庭團聚，亦即八九十年代香港基層男性北上成家的結果。他們不是外來的窮人，而是香港自身階級結構的一部分，只是隔了一條邊界。單程證由內地審批，香港並不完全控制自己的會籍——這也是相關憤怒特別強烈的原因之一。人口的入口怎樣運作、為甚麼量不到，是本系列第四篇的題目。

十三、哲理上是全球，實際上只能是國家​

說到底，問題是分配不均。但「均」要在哪一個層次上均？

全球化的壓力是真實的，但壓力最後落在誰身上、落得多重，取決於各國自己怎樣分配（全球層面的數字，見本系列第二篇〈全球的上層，本地的下層〉）。香港的製造業工人就是一例：一百個工人的職位，不少並非被機器取代，而是搬到了東莞與越南。

從哲理上說，平等應該是全球的。但政治哲學家 Thomas Nagel 指出，分配正義需要一個能徵稅、立法、強制執行的主權；全球沒有這樣的主體，跨國之間只剩人道援助的責任。實際上能做分配的，只有國家。

接受國家是唯一現實的單位，下一個問題就是：國家有沒有用盡它的能力？國家層面的分配至少需要三個條件——管得住稅基，管得住會籍，決策者向被分配的人負責。

資本可以流動，稅卻只在國家之內，各國於是競相減低資本稅。國家能穩定徵收的，只剩走不了的勞動、消費與土地，國內再分配的錢，愈來愈由打工者自己支付。「納稅人養綜援」的怒氣因此並非無中生有——只是原本應該分擔的那一方，早已走出了稅基。

第二集的整個劇本，就建立在這一步之上：政府向科技巨企徵稅，再派發 UBI。但如果國家連一般的資本稅都在互相削減，向最懂得調動資本與利潤的企業徵稅，恰恰是劇本裡最難發生的一步。影片想像巨企日後坐大，才開始向政府討價還價；現實是，討價還價早已開始：企業選擇在哪裡報稅，政府選擇向誰補回差額，答案通常是今天的打工者。

香港三個條件都不齊全，卻不是因為沒有能力。低稅是香港自己選擇的身份；財政依賴地價，等於把再分配成本轉嫁給置業者；政府仍有以千億計的財政儲備。人均收入名列前茅，堅尼系數卻在發達經濟體中偏高——問題不是餅不夠大，而是餅怎樣切。

趙善軒有一句話，恰好暴露了這一點。他說，若能讓綜援戶搬到大灣區，一萬八千元可以變成九千元，納稅人省下一半，只因一國兩制而做不到。這個方案的本質，是利用跨境的生活成本差距，把福利戶輸出到會籍之外。一談到省錢，全球不平等就成了可以利用的工具；一談到分配，就說只能在國家之內計算。

十四、生存是底線，不是終點​

前面的討論都在反駁「不工作的人應該更慘」。但反駁到這裡，還有一個問題沒有回答：一個窮人除了基本生活支援，要活得舒適、體面，錢從哪裡來？

這本來就是科技進步的意義。生產力提高，同樣的產出需要更少的勞動，多出來的部分，理應讓人生活得更好，而不只是活下去。生產力那條線一直往上走，只是沒有漲對應工資。問題在於成果沒有有效分配。

美國的數據最清楚。經濟政策研究所（EPI）的長期追蹤顯示，二戰後至 1970 年代，生產力與一般工人的報酬大致同步上升，1979 年之後兩條線分開：1979 至 2019 年間，淨生產力增長約六成，典型工人的報酬只增長約一成六（EPI）。EPI 認為，分岔主要源於削弱工人議價能力的政策選擇——去規管、去工會化、最低工資貶值、向高收入者減稅——而不是技術本身（EPI）。

全球亦然。國際勞工組織 2024 年的報告指出，勞動收入佔全球總收入的比例自 2004 年起下跌了 1.6 個百分點；若比例維持在 2004 年水平，單是 2024 年，全球工人便可多得約 2.4 萬億美元。報告把自動化等技術進步列為主要原因之一，並提醒生成式 AI 可能令這個比例進一步下降（VOA 引述 ILO）。

香港的版本更直接。香港社區組織協會指出，回歸以來本地生產總值大幅實質增長，住戶每月入息中位數的實質價值卻不升反跌（社協）。政府《2020 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顯示，政策介入前貧窮人口達 165.3 萬，貧窮率 23.6%；而在計算扶貧成效時，公屋這一項非現金福利，便令 26.5 萬人「脫貧」（香港天主教勞工事務委員會）。第九節所說的社會工資，在官方統計裡就是這樣出現的：工資不足的部分，由公屋補上，再被計作政府的扶貧成績。

換一個地方看。設想一個香港青年，叫他 Kelvin。2019 年，他拿著打工度假簽證到昆士蘭摘士多啤梨，為了續簽第二年，要在偏遠地區做滿八十八天指定工作。農場主人 Gary 待他不錯，收工會請他喝啤酒。

2022 年，Gary 買了一部採摘機。那一年，他的收成創新高，人工開支大減。Kelvin 的簽證到期，回了香港。

Gary 的好年景，會出現在澳洲農業的生產力統計裡；Kelvin 的離開，不會出現在任何一個國家的失業統計裡。六月集的留言區裡，就有人說自己從澳洲回港之後，做了兩年尼特族。

這不是個別的故事。新冠疫情期間的三年，澳洲園藝農場的用工減少約兩成，即約 29,300 人，主要是海外打工度假者；同期產量反而上升約百分之三，農場以機械設備取代人手（Good Fruit & Vegetables 引述 ABARES）。到 2022–23 年，約四成園藝農場已使用採摘機等機械減少用工（ABARES）。

農地是農夫的。自動化令產量上升、成本下降，收益留在擁有土地與機器的人手上；被取代的，主要是兼職幫工和打工度假的背包客。他們沒有土地，沒有會籍，簽證到期便離開。同一種自動化，放在工廠裡，受害的是一百個工人；放在家庭農場裡，得益的是農夫一家。分別不在技術，而在誰擁有被自動化的那份資產。

這也回答了「錢從哪裡來」。體面的生活不能只靠事後的救濟，而要在成果產生的地方，就有人分得到。途徑大致有四：工資隨生產力上升；由公共服務壓低住屋、醫療、教育與交通的生活成本；讓居民持有部分生產資產，分享回報；以及向土地等租值徵收，而不是只向走不了的勞動徵稅。

還有一條更舊的路，香港自己拆掉了。從前的窮人，就算只租得起一個床位、不識字，也可以推一架木頭車做小販，搵到兩餐，養大一個孩子。一九七四年，香港有五萬多個小販牌照；政府自一九七〇年代起幾乎不再簽發新牌，到 2016 年底只剩不足六千個（立法會資料研究組，2017）。上環的大笪地，一九九二年因填海收地而消失（我們的中國故事）。窮人自己搵食的空間被收走，剩下的出路只有打工和綜援兩條；然後，社會再指著領綜援的人，說他們不肯打工。

資產分紅也不是萬靈丹。阿拉斯加永久基金自 1982 年起，每年把部分石油收益分給居民，是少數實行多年的例子；但 2025 年每人只有 1,000 美元，經通脹調整是歷來最低，原因是油價收入下跌與預算緊縮（Alaska Public Media）。即使資產屬於公眾，分多少仍然是政治決定——第十一節那幾條判準，在這裡同樣適用。

所以，問題不只是「不工作的人該不該更慘」，而是「工作的人為甚麼也分不到」。留言區那位月入不足一萬八千元的家長，與綜援家庭之間的距離，遠比他與生產力那條線之間的距離小。

終章｜社會需要有人工作，不等於人要工作才配活​

全民保障怎樣設計，是一個極其複雜的問題。這篇文章沒有答案，也不打算假裝有。這幾條影片的問題，正是太快跳到方案：第一集與趙善軒用一宗未經查證的個案設計制度，第二集用一個十年預言設計恐懼，六月集用一本暢銷書代替了答案，趙善軒談法國的那一條，更把財政問題一路帶到了移民。

三集《Lorey 快閃講》給出的出路，也指向同一個方向。六月集的答案，是極致的創意：主持以一本二百多頁、只寫了一個「喵」字的暢銷書為例，說明市場仍有消費力，只看你夠不夠有創意。結構性失業的出口，原來是一本寫滿「喵」的書。第一集的答案，是收緊集體保障；第二集的答案，是每個家庭保持十二至二十四個月現金儲備，趁金融體系仍然有效，盡早換取「未來有價值的資源」。一集叫人靠創意，一集說集體保障會被濫用，一集說集體保障會變成控制，結論都是不要依靠集體，只依靠自己。三集也不是沒有談設計。第一集的設計很清楚：保障要帶懲罰，人才會被迫去工作。第二集擔心保障變成控制，卻沒有認出，那正是第一集的設計。三集都沒有問的，是另一個問題：保障能不能不靠懲罰，社會仍然有人願意做事？

但有一個觀念，至少可以拆掉：多勞多得等於有價值，不工作的人就應該過得更慘。

社會需要有人營運，這是事實；醫療、照顧、維修、基建，都需要人手。但這是一項集體的需求，不是個人的生存條件。把兩者綁在一起，得益的是僱主：一個人不工作就會陷入悲慘，他便無法拒絕任何工作，輸入外勞又進一步削弱他僅餘的議價能力。

如果社會真的需要有人去做那些辛苦而低薪的工作，合理的做法是提高工資請人去做，而不是讓不做的人慘到別無選擇。

總有人說，這個世界沒有甚麼是應得的。這句話很少用在上面：沒有人對業主說租金不是應得的，也沒有人對股東說分紅不是應得的。它只會向下說，說給要求加薪的打工仔、申請綜援的家庭聽。一邊說多勞才配多得，一邊說沒有甚麼是應得的，兩句話只是在不同時候，用來壓住同一群人。「沒有甚麼是應得的」從來不是一個中立的觀察，而是一條只准往下用的道理；一旦接受了它，任何剝削都可以說成是理所當然。

一個合理的安全網，要求其實很低：任何人，在任何情況下跌下來，都食得飽、穿得暖。它不必讓人過得舒服，但不應該設計成要人生不如死。「完全沒有生活趣味」這句話背後的態度，就是你窮，就不讓你好過。問題是，安全網的高度，決定的不只是最底一層。底層有路可退，就不必為一份差劣的工作拚個你死我活；底層一旦血鬥，壓力就逐層往上傳：基層爭工，文員的工資就被壓；文員爭位，白領的工時就拉長。很多人以為自己收入在中位數以上，與安全網無關；但地板一直往下沉，站在上面每一層的人，都會跟著往下沉。

欺詐應該查，審批失誤應該問責，兒童應該受到保護。這些都可以、也應該分開處理。但它們都不需要建立在「貧窮的人要更慘」之上，沒有工作的人也不應因此受到羞辱。

第二集的留言區裡，有觀眾只寫了四個字：另類綜援。他說對了一半。它不是另類，是同一套。這一套能否被接受，只取決於我們是否相信，自己永遠不會站在領取的一方。陳先生按讚的那一天，也是這樣相信的。

工作是為了營運這個社會，而不是人必須工作，才有資格生存。而一個生產力不斷上升的社會，應該讓人不只是生存。

「從乞丐碗裡搶飯」系列：序篇｜之一〈不做就該受苦？〉｜之二〈全球的上層，本地的下層〉｜之三〈看得見的騙，量不到的數〉｜之四〈走的和來的〉｜終篇〈數得清楚之後〉

下一篇要問：如果問題是分配，那麼你自己站在分配的哪個位置？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