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在門口收錢
金融化時代,不是你不夠好
「當有人告訴你,你吃虧是因為你不夠好,先別急著相信。先問一句:外面發生了什麼?」
— 終章:不是缺陷
序 結構不需要壞人
一、四則消息
假設在2026年10月 的某一天,你打開手機,看到四則消息。
一則說,AI 將取代大量白領工作,不學就會被淘汰。一則說,一家老牌餐飲集團和合作了五十多年的夥伴和平分家,各取所需。一則說,年輕人微創業的神話已經破滅,回去上班才安全。還有一則,是一位藝人在節目裡被主持人說,她吃虧,是因為不夠底氣。
四則消息,四個說法:技術進步、好聚好散、創業者太天真、當事人性格有缺陷。每一個說法都有一部分是真的。但它們有一個共同點:都沒有告訴你,錢從哪裡流到了哪裡。
這本書的九章,有四章就是從這四則消息寫起的(見第一、二、七、九章)。
二、看懂錢怎樣流
我越來越相信,人生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場博弈。博弈本身不可怕,可怕的是你不知道桌上有誰、規則由誰定、每一局抽水的又是誰。
而敘事會跟著錢走。收錢的一方,總有理由講一個好聽的故事:轉型、升級、專業化、共贏。付錢的一方,則最常聽到另一種故事:你不夠努力、不夠堅強、跟不上時代。兩種故事未必有人刻意編造,只是錢流到哪裡,哪裡就有人願意把故事講得順一點。
所以這本書只用一個方法。每次聽到一個說法,先不問它對不對,而是問:錢從哪裡流到哪裡?無論你往哪個出口走,站在門口收錢的是誰?
這不是說每一個說法都是假的。AI 是真的有用,正如電腦和互聯網是真的有用。技術是真的,敘事也是真的,兩者同時發生,卻不是同一件事(見第一章)。看懂錢怎樣流,就是把兩者分 開來看的方法。
三、我站在哪裡
我做過研發,寫過嵌入式系統,在現場替客戶解決問題,後來做企業策略。待過的公司,有在擴張的,有在收購別人的,也有慢慢萎縮的。小時候,我在家族的小商號旁邊長大,看過它擴張,也看過它因為收不回帳而內鬥。這本書裡的很多例子,就是從這些位置看見的。
但我也必須說清楚:我的職涯大半在擴張中的公司度過,真正撞上明槍暗箭,只有一次。第二部會談到,人的位置決定他看見什麼(見第四章);我自己也是一個位置,一個取樣。
所以你不必全盤相信我看見的。更好的讀法,是拿書裡的問題,去核對你自己看見的。
四、這本書不是什麼
它不教你怎樣贏。市面上教人贏的書和課程已經很多,它們大多假設你站在一個公平的舞台上。這本書要談的,恰恰是那個假設不成立的地方。
它不反對科技,也不反對賺錢。別人過得好,未必拿走了你的東西;世界也不是處處零和(見第四章)。
它也不找壞人。這是我最想先說明的一點。書裡寫到的公司、平台、主持、人事部,很少人是存心作惡的。他們每一步,都是對上一步的理性反應;走完一圈,結果卻落在一個沒有做錯什麼的人身上。結構不需要壞人。正因為不需要壞人,它才這麼難看見,也才這麼容易被講成你自己的問題。
五、怎樣讀這本書
全書分三部,各問一個問題。
第一部(第一至三章)問:這個結構是什麼形狀?從一家公司內部被置換的研發部門,到餐桌上變了味的雞,到每一條出路的入場費。
第二部(第四至六章)問:為什麼你看得見,別人看不見?反過來也一樣:為什麼你看不見,別人看得見?
第三部(第七至九章)問:結構的代價落到一個人頭上之後,是怎樣被講成那個人的缺陷的?
終章嘗試回答:知道了這些之後,可以做什麼。
書裡的例子,幾乎都寫上了日期,大多是2026年。這是刻意的。十年後,書裡的公司可能已經上市或者賣掉,店可能已經關了,平台可能已經改了名字,AI 也許已經換上下一輪的名字。到那時候,這些例子會變成一份記錄:一個人在2026年看見的世界。
要帶走的不是例子,而是方法。很多章節的結尾都留下幾個問題,不需要內部資料也問得出口,也不會因為換了一個平台、換了一個技術名詞就失效。你不認識書裡的人物、沒聽過那些風波,也不要緊。例子是記錄,方法是工具。記錄會老,工具不會。
每一章都可以單獨讀;章與章之間以「(見第X章)」互相指引。引用的資料和我其他的文章,以註釋編號,全部放在書末。
書名來自第九章的一個問題:無論往哪個出口走,站在門口收錢的是誰?副題是終章的答案。中間九章,是從問題走到答案的路。
第一部 結構是什麼形狀
第一章 金融化裁走的不是研發,是「不行」這個字
楔子:一個被忽略的順序
大部分人以為,企業裁減研發是因為錢不夠。這個解釋太乾淨,也太安全。
真正的順序比這複雜一層。先是研發部門從開發新東西,變成維護舊東西。業界稱之為 PE(Product Engineering,產品工程),做的是既有系統的修補、客戶問題的排查、規格的微調。這個轉變靜悄悄地完成,不需要公告,也不會反映在財報上。
美國會計準則 ASC 730 在定義上,其實把例行改良、排除故障、為客戶調整既有產品都排除在研發之外;但這條界線由公司自己劃,而對外揭露只要求一個總數,不必拆分「開發新產品」與「維護舊系統」。1 不少公司損益表上那一行,名稱本來就是「研發與工程」。結果是,一家公司可以連續十年研發支出穩步上升,裡面卻沒有開發過一件新東西,外界完全看不出來。
空心化發生在裁員之前。
等到裁員開始,被裁的其實已經不是做研發的人,而是一群做著維護工作、掛著研發名號的人。「砍研發」聽起來觸目驚心,實際上那個部門早就不做研發了。
但這還不是最關鍵的一步。這一章要談的,是金融化真正想清除的東西:不是研發,而是「不行」這個字。
一、否決權才是目標
企業裡有一種能力,比開發能力更稀缺,也更危險:說「不行」的能力。
技術團隊最根本的功能,不是寫程式碼或畫電路圖,而是在管理層承諾一個時間表的時候,有資格、有數據、有底氣說出「這個做不到」。
這句話一旦說出口,數字就不好看了。
季度展望不好看,對投資人的故事不好看,執行長承諾的每股盈餘(EPS)路線圖也不好看。整條「宣布、股價反應、兌現、再宣布」的循環,會斷在第一步。
所以問題不在於研發人員貴,雖然他們確實排在薪酬名單的前段。問題在於,他們的存在本身,就是對不切實際承諾的一道制度性否決。只要這群人還在,每一份宏大的路線圖在內部都會碰到一堵牆:「技術上需要多久」這個問題,有人答得出來。
更麻煩的是,這道否決權成功的時候,沒有任何證據。被攔下來的錯誤承諾沒有發生,事故沒有發生,也就無從計算它避免了什麼;而它造成的延誤和「不配合」,卻每一筆都記得清清楚楚。預防的成功無法驗證,失敗卻可以點算——這種計量上的不對稱,第六章會再回來談(見第六章)。
純粹的成本裁員,會留下最便宜的工程師。否決權裁員,要清走整個能講話的組別。
二、置換,不是刪除
2013年,我在一家企業親眼見過一次完整的操作。
先把原來的研發團隊全部裁掉,然後換一批專案經理進來管研發,再從成本更低的地區招一批人做實際的開發工作。
三步完成之後,組織圖上的研發部門仍然存在,人頭數差不多,支出甚至可能上升——專案管理本身也需要成本,而多地協作帶來的溝通開銷,不會反映在財報的研發項目裡。所有外部指標都沒有走樣。
走掉的只有一樣東西。
專案經理受的訓練,不是判斷「做不做得到」,而是判斷「什麼時候交得出來」。一個時間表可以修改、可以延期、可以重新承諾,但它不會說「這件事根本做不到」。把專案經理放在研發的管理位置,就是把否決權換成排程權。
而從低成本地區招來的執行層,與決策層之間語言不通、文化不通,甚至時區不通。這不是執行上的瑕疵,而是結構上的效果:距離本身就是一道防火牆,讓「做不到」這個信號傳不到需要聽見它的人面前。上面承諾得出,下面只管做,回饋迴路就此斷開。
這是2013年的事,比 ChatGPT 問世早了將近十年。
三、那些看得見的數字
如果這只是個案,不值得寫。值得寫,是因為整個趨勢有數字。
經濟學者 William Lazonick 長年追蹤標準普爾500指數(S&P 500)成分公司的利潤分配。2003至2012年間,持續上市的449家公司,把盈利的54%用在股票回購,37%用在派息;留給所有其他用途——包 括生產性投資——的,不到一成。2
到2025年9月為止的十二個月,S&P 500公司的股票回購創下紀錄,達到約1.02兆美元;同期派息也創紀錄,約6,649億美元,兩者合計的股東總回報約1.685兆美元。3
一個更精確的指標,是有多少公司透過回購,把計算每股盈餘所用的股數一年內壓縮了4%以上。這意味著回購的規模,已經足以直接托起每股盈餘,即使實際利潤沒有增長。2025年第三季,這個比例是17.1%;一年前,是13.6%。3
數字在上升。
Lazonick 與 Mary O'Sullivan 在2000年的論文裡,把這個轉變命名為從「保留並再投資」(retain and reinvest)到「裁員並分派」(downsize and distribute):裁掉有經驗、通常也更貴的員工,把現金分給股東。4 這不是他們觀察到的副作用,而是他們給出的定義本身。
四、承諾的結算期長過升遷期
理解了否決權的邏輯之後,一個更深的結構就浮現出來。
舉例來說,在這類企業裡,一個承諾需要十八個月才會爆開,升遷卻是十二個月一輪。承諾的人,永遠站在自己廢 墟的上一層。
這不需要有人策劃,只需要兩個週期不匹配。宣布一個宏大的技術路線圖,股價反應,升遷;路線圖交付失敗時,承諾者已經不在原來的位置了。新上任的人面對前任留下的攤子,他的解決辦法是——宣布一個新的路線圖。
IBM 的「2015路線圖」(Roadmap 2015),是這個循環的教科書。2010年,時任執行長 Sam Palmisano 承諾,到2015年把每股營運盈餘做到「至少20美元」,並表明約七成的自由現金流會回饋股東,其中約500億美元用於回購、200億美元用於派息。5 值得注意的是,這個「營運盈餘」本身就是公司自訂的非一般公認會計原則(non-GAAP)指標,剔除了收購相關費用和部分退休金成本。6
2011年10月,IBM 宣布交棒;2012年1月,Ginni Rometty 接任執行長。她拒絕放棄這個目標,繼續以財務工程維持:回購、壓低稅率、裁員、出售業務。單是2013年第二季,IBM 就為「人力再平衡」(workforce rebalancing,即裁員)認列了約10億美元的費用。7 2014年10月20日,在一份令人失望的季報中,IBM 正式承認20美元的目標無法達成。5
注意時序。承諾的人在2012年初就離開了執行長的位置,吃承諾苦果的人那時才接手;從承諾到正式放棄,前後四年。
這不是比喻,而是一宗有公開日期的實例。
五、高學歷的過度承諾者
否決權被清除、承諾失去校準之後,另一種人開始進場。
博士的估算訓練環境有一個特性:問題定義由自己控制,範圍可以一路談判到交稿為止,失敗的成本延後而且分散。研究本身確實是無法準確估算的——這不是人格缺陷,而是工作性質。
斷裂點在於遷移。他們把研究領域的估算習慣,搬到了交付領域,而交付領域要求估算準確。
在否決權尚存的組織裡,過度承諾會被攔下來,技術團隊會說「這個時間做不到」。但當否決權已經被置換,過度承諾不但不會被攔,還會被獎勵,因為承諾在宣布的那一刻就已經入帳,失敗卻要十八個月後才結算。
再深一層:金融化的企業需要可信度。技術團隊被掏空之後,企業失去了在內部判斷技術承諾真偽的能力,需要一種外部的、可驗證的、經第三方認證的可信度來替代。
最便宜的可信度商品是什麼?一個學術身分。
它由第三方發出,有公開紀錄,外行人沒有資格質疑。把一個博士頭銜放在技術長或首席科學家的位置上,成本遠低於真正養一支工程團隊,而市場反應可能一樣好。
組織社會學者 James Westphal 與 Edward Zajac 研究過一種現象,稱為「象徵性管理」(symbolic management):企業正式通過某項計畫,實際的投入卻與計畫脫鉤,象徵多於實質。他們發現,股票市場會對那些顯示執行長與股東利益一致的治理措施作出正面反應——即使這些措施從未真正執行。8
如果市場獎勵「宣布」而不獎勵「執行」,企業就有系統性的誘因去購買可信度本身。學術身分就是這樣被買進的:不是作為研發力量,而是作為一個信號。
就我所見,文獻研究過「象徵性地採納一項政策」,卻沒有研究過「象徵性地採納一個人」。這是一個空白。
六、一個環
把以上所有零件連起來,是一個環。
實體投資的回報率下降,引發股東價值導向。企業從保留盈餘再投資,轉向裁員加分派。最貴的——也就是最有經驗的——技術人員最先離開。剩下的研發開始否決不切實際的數字,否決讓數字不好看。於是研發被整組置換:不是裁掉,而是換一批沒有否決能力的人進來。承諾失去校準,需要外部可信度來替代內部判斷,高學歷者被招進來做信號。這些人的訓練讓他們習慣性低估交付所需,而組織的獎勵機制鼓勵過度承諾。交付失敗,再裁員以補數字,回到起點。
這個環還有一個自我保護的機制。看得穿的人通常留不下來,剩下的人不是看不到,就是受益者。於是「從來沒有份量足夠的人反對過」這件事,本身也成了證據——而這份證據,是由反對者的離場製造出來的。留下來的批評者會遇到另一種反應:「你只是妒忌。」這一招怎樣運作、為什麼難以反駁,留到第七章再談(見第七章)。
這個環的特點是:每一步都是上一步的理性反應,沒有一步需要有人做壞人。
這才是最需要認清的部分。不是有人惡意設計了這個系統,而是這個系統會自己走完這個圈。
七、每一輪技術,都附送一套敘事
名稱不變,內容被置換
研發部門還在,人頭數差不多,支出可能還上升了。年報裡的研發投入占比穩定,分析師報告裡「研發實力」四個字照寫不誤。
但裡面做的事,已經不是研發了。
我見過同樣的手法用在語言上:名稱不變,內容被替換,外人分不出來。研發的以假亂真,和語言的以假亂真,結構上是同一件事。
AI 在這裡扮演的角色,不是推動了這個轉變,而是給了它一個體面的名字。2013年,直接說「我裁掉整個研發團隊,換一批不懂的人」是說不出口的;到了2024年,說「我們用 AI 替代研發人力、提升效率」,不但說得出口,還能寫進投資人簡報。我在〈效率陷阱・續章〉裡寫過一句話:AI 不是原因,是牌照。9
技術是真的,敘事也是真的
先說清楚:AI 是真的有用。正如電腦是真的有用,互聯網是真的有用,一百八十年前的鐵路 也是真的有用。說 AI 只是包裝、裡面是空的,並不是事實。
這一章要說的是另一件事。每一輪真正的技術進步,都會同時帶來一套金融敘事。技術是真的,敘事也是真的,兩者同時發生,卻不是同一件事。看懂這一點,才分得清哪些變化來自技術本身,哪些來自借技術之名的分配。
先看鐵路。1840年代英國的鐵路狂熱,數學家兼金融史學者 Andrew Odlyzko 認為是史上規模最大的技術狂熱之一。鐵路改變了英國,這沒有疑問。但當時已經有可靠的數字顯示,許多新線的預計客貨量撐不起承諾的收入,投資人照買不誤,買家之中包括達爾文和約翰・史都華・彌爾。10 泡沫在1840年代後期破裂。鐵路留了下來,很多買股票的人沒有。
再看電腦。1987年,經濟學者 Robert Solow 留下一句名言:電腦時代隨處可見,唯獨在生產力統計裡看不見。11 電腦帶來的生產力,要到1990年代後半才在數字裡浮現;在那之前,它已經先成為一套說法。1990年,Michael Hammer 在《哈佛商業評論》發表〈再造工作:不要自動化,要徹底抹除〉,「企業再造」(reengineering)隨即成為1990年代裁員潮最常用的名義之一。12 前面 Lazonick 所說的從「保留並再投資」轉向「裁員並分派」,正是在那段時間全面鋪開。
然後是互聯網。1998至1999年間,一家公司只要宣布把名字改成帶「.com」,宣布前後十天的股價平均多出約74%的異常報酬,而且不論這家公司實際上和互聯網有多少關係。13 泡沫在2000年破裂之後,同一批研究者發現反方向也成立:把「.com」從名字裡刪掉,股價同樣上升,宣布前後六十天的異常報酬約64%。14 互聯網本身沒有消失,它在之後二十年重塑了整個經濟。但在1999年,市場付錢買的,往往不是技術,而是名字。
這正是本節開頭那件事的鏡像。研發部門是名稱不變、內容被換掉;.com 公司是內容不變、名稱被換上。兩者說的是同一件事:市場看的是標籤,結算卻要很多年後才來。
為什麼這一輪特別急
每一輪的節奏都在加快。英國鐵路從1830年代中期的第一波熱潮,到1840年代中期的大狂熱,隔了約十年。電腦從普及到 Solow 那句話,再到生產力真正浮現,前後也是十年以上。互聯網從1995年網景上市,到2000年泡沫破裂,約五年。
AI 只用了半年。ChatGPT 在2022年11月推出;2023年5月,IBM 執行長 Arvind Krishna 在彭博的訪問中表示,公司約26,000個不直接面對客戶的後勤職位,五年內有三成可以由 AI 和自動化取代,約7,800個,相關職缺的招聘會暫停或放緩。15 公司發言人其後補充,並沒有全面凍結招聘。這家 IBM,就是第四節那家以「2015路線圖」聞名的 IBM。
快,本身就是一個機制。技術的好處要很多年才驗證得到,敘事卻在宣布當天入帳。這和第四節「承諾即時入帳、失敗延後結算」是同一個不對稱。技術來得越急,驗證就越追不上;在數字出來之前,裁員、重組、估值重估都已經完成。等到真正可以結算的時候,宣布的人往往已經不在原位。
所以「急」不只是這一輪的特徵,也是一把尺。下一輪技術來的時候,可以量一量:從問世到被寫進裁員公告,用了多久。間隔越短,敘事跑在技術前面的距離就越遠。
被誤讀了兩次的悲觀
主流論述說,AI 會像以往的自動化一樣,淘汰一批工作,再創造更多新工作,被釋放的人終將被吸納。每隔一陣子,就有報告宣稱多少萬個職位消失、更多萬個職位誕生,淨增長是正數。
我對此是悲觀的。但這種悲觀,常被歸類為盧德主義——害怕科技、抗拒進步。這是一個誤讀,而且誤讀了兩次。
第一次,是誤讀了盧德派本身。1811年前後,英格蘭中部和北部的紡織工人搗毀機器,但他們並不是反對機器,很多人本來就會操作機器。他們反對的是工廠主「如何使用」機器:用它繞過行會的品質標準、壓低工資、以未經學徒訓練的廉價勞工取代熟手。他們攻擊的是部署方式和利益分配。「盧德」後來被簡化成「反科技」,是勝利者寫下的版本。16
第二次,是誤讀了我的論點。我說的不是「科技令人失業」,而是「金融化透過科技令人失業」。 兩者的差別,在於一個關鍵機制。
經濟學裡有所謂的補償機制:自動化省下的成本,會轉化為更低的價格、新的投資和新的工資,製造新的需求,從而吸納被取代的人。17 工業時代大致如此運作。但這條管道有一個前提:省下的錢,會流回實體經濟。
金融化切斷了這條管道。省下的成本不再用於再投資,而是流向股票回購、派息和撐起股價——也就是前面 Lazonick 所說的「裁員並分派」。換言之,AI 並不是起點,只是加速器:一個早已不再分配的制度,拿到了一件更強大的工具。
至於那些「消失多少、創造多少」的數字,計算的是職位數量,而不是職位品質,更不是誰去填補。經濟學者 David Autor 研究過職位兩極化:中等收入的工作被掏空,被擠出來的人,多數往下流向低薪服務業,而不是往上。18 所謂新職位,很大一部分只是讓人內捲、向下流動的假象。
Daron Acemoglu 另有一個概念,叫「平庸自動化」(so-so automation),指那些取代了人力、卻沒怎麼提高生產力的技術。19 它沒有把餅做大,只是把收入從一群人手上,轉移到另一群人手上。
公平地說,主流最強的反駁是:歷史上每一次悲觀預測都錯了,今天大部分職業,在幾十年前根本不存在。所以這場爭論的焦點,不應該是「職位夠不夠」,而是「錢流向哪裡」。前者是主流的問題,後者才是我的問題。
AI 沒有發明這套玩法。鐵路、電腦、 互聯網都當過同一個角色,下一輪還會有新的名字。
八、怎樣驗證
如果以上只是論述,它可以被另一套論述反駁。所以需要可以操作的驗證方法。這裡提出四個,都不需要內部資料。
第一,產品代際間隔。同一條產品線,兩代之間隔了多少年。間隔拉長,是開發能力流失的直接證據。這個數據公開、可查,而且可以跨公司比較。
第二,專利結構。首次申請案,與延續案、改良案之間的比例。延續案比例上升,是 PE 化的指紋:你在維護舊發明,而不是創造新發明。
第三,徵才廣告的措辭。職務說明(JD)不會有人為了投資人關係去修飾,它是內部真實需求的直接投射,而且有時間戳記,可以長期抓取。一家公司的資深工程師職缺,從「架構設計、從零建立」變成「維護既有系統、排查客戶問題」,就是空心化的第一手證據。
第四,高層任命公告的措辭。如果新聞稿花大篇幅講學歷、母校、發表紀錄,而不是講他要負責的具體交付,那個任命本身就是對外的信號,而不是對內的安排。
九、兩個需要處理的反論
第一,PE 化有時是正常的。一條成熟的產品線收縮開發、轉入維護,是合理的資源配置。區分病態與常態的界線,不在個別產品線,而在範圍:單一產品線 PE 化是正常的;所有產品線同時 PE 化,而公司仍然對外宣稱自己是技 術公司,才是病徵。
第二,每一家公司的失敗,都可以找到技術上的解釋。IBM 是雲端轉型太遲,Intel 是製程判斷失誤,Boeing 是787的外包策略失敗。這些解釋都沒有錯。但它們解釋得了「為什麼會失敗」,解釋不了「為什麼在失敗的同時,還在大量回購和派息」。這是兩個不同的問題:技術失誤回答了第一個,金融化回答了第二個。
把這兩個問題分開,論證就站得住。
小結
回看這一章,PE 化、否決權、置換、路線圖、學術身分,說到底都是同一件事:在一個以數字承諾為核心的組織裡,「不行」這個字沒有位置。清走說「不行」的人,不需要壞人,只需要一個獎勵宣布、延後結算的結構;而每一輪新技術,都會給這個結構一個說得出口的名字,這一輪叫 AI。技術是真的,敘事也是真的;把兩者分開來看,才看得懂世界正在發生什麼。
這一章看的是公司裡面:省下來的錢,怎樣從研發和員工身上流走。下一章要看公司外面:同一筆省下來的錢,怎樣在你每天吃的東西上留下痕跡。
至於在這樣的結構裡被淘汰的人,應該怎樣看待自己,這個問題留到終章。
第一部 結構是什麼形狀
第二章 美心
楔子:雞味
「廣東人吃雞,最要緊有雞味。」 這句話多年前出自香港的電視飲食節目,之後在討論區被當成笑話傳誦:雞當然有雞味。到了2007年,蔡瀾為澳門鉅記拍杏仁餅廣告,咬一口說「食餅有餅味」(吃餅有餅味),這次笑聲更大;據說戲院播完廣告,有觀眾當場說了一句「廢話」,廣告商不久便把這句台詞剪掉。20 兩年後,他的節目搭檔一句「好濃嘅豬味呀」(好濃的豬味啊),同樣成了笑柄。20
當年已有網民反駁:食餅有餅味,就像吃雞有雞味,並不是必然的。20
他們說對了。雞經過切割、低溫冷藏再長途運輸,分裝成袋之後,新鮮的味道大概所剩無幾。21 香港新界仍有二十多間持牌雞場,21 但本地活雞早已越來越少,大多數人吃的是冰鮮雞(冷藏運輸、非現宰)。小時候吃的走地雞(台灣稱放山雞),和快速飼養、催肥出欄的雞,味道根本是兩回事。豬也一樣,今天的豬吃什麼長大,一般人已經說不清。平價市場上,冰鮮肉成了常態,合成肉也開始出現。叉燒也一樣:舊式的明火掛爐差不多絕跡,今天香港最好吃的叉燒,靠的多半是醬汁。真要吃傳統叉燒,大概得去澳洲或加拿大,找移了民的老師傅。蔡瀾已在2025年離世,22 當年被笑的那些話,反而越來越不像廢話。
味道是一種很難計入報表的東西。它不在資產負債表上,卻是一家餐飲企業真正的底子。美心快餐從好吃變成難吃,美心酒樓二十多年前是好吃的;這些都不是新聞,只是很多香港人心裡有數的事。
2026年9月30日,美心和怡和分家了。我第一次聽到這則新聞,以為是怡和多付了26億給美心,美心從此手握現金、單飛自立。後來核對,才知道方向完全相反:付錢的是美心那一方。
一筆連金流方向都容易讀錯的交易,正適合拿來測試第一章所說的結構,能不能走出科技業。這一章的原稿寫於2026年10月3日,即交易宣布後第三天;交易本身預計2027年第一季末前才完成。所以它不是事後解讀,而是一份預測檔案:先把劇本寫下來,再看現實怎樣走。
先把這一章要說的三件事寫在前面。第一,資本接手一家公司之後,動作有一套反覆出現的順序。第二,這套動作省下的成本,最後會落在消費者看不見的地方:原本是及格線的東西,變成要加價才買得到的奢侈品。第三,因為每一代人都把自己最先見到的當成正常,這種損失很少有人察覺。美心是這一章的例子,不是這一章的主題;換一家公司、換一個城市,這三件事照樣成立。
一、四步劇本
第一章看的是一家公司內部的環。把鏡頭拉遠,資本接手一家公司之後的動作,也有一套反覆出現的劇本。我在《資本遊戲玩什麼》裡,以 Sony 和微軟 Xbox 為案例,把它歸納為四步:23
一、人事替換:換上財務出身的管理層。
二、收購稀釋:透過併購或引入新股東,改變股權結構。
三、精準裁員:砍掉回報不夠好看的部門。
四、敘事包裝:用一個新故事解釋這一切。每一輪的故事都有新名字,在科技業,這一輪叫 AI(見第一章)。
第五步是敘事洗白:經過轉載與翻譯,這些動作被說成「轉型」「重組」「雙贏」。續篇《誰說遊戲做不起》追問了另一個問題:被掏空之後,一個殼可以活多久。24
下文每一節開頭,會用一句話重提對應的步驟,不必回頭翻。
二、第一輪已經玩完
先把交易講清楚。美心品牌1956年創立,1972年起成為伍氏家族的香港食品與怡和的合資公司,怡和經 DFI 零售集團持有一半股權。2026年9月30日的交易,是 DFI 退出美心:美心交出亞洲七個市場、逾1,100間店的星巴克特許經營業務 Coffee Concepts,DFI 另外收取約3.4億美元(約26.5億港元)現金,伍氏家族由此全資擁有美心。25
換句話說,伍氏用最穩定的一頭現金牛,再加一筆現金,贖回了自己公司的另一半。
最值錢的東西不是自己的
美心不只是一家餐飲集團,它還是一個品牌代理商。中國大陸媒體形容它是餐飲界的「潮牌買手」:星巴克、元氣壽司、一風堂、Shake Shack 在大陸開店,背後都由美心推動。26 代理業務的好處,是不用自己養品牌;壞處是品牌不屬於你。這次被拿走的星巴克,正是一個不屬於美心的品牌。
這對第二輪很重要。代理品牌的價值可以跟著合約走;美心真正擁有的,是月餅、西餅、美心 MX、翠園這些自家品牌,加上一套代理營運外國品牌的能力。日後無論是引入私募、上市還是出售,買家首先要弄清楚的,是自己買的是品牌,還是一張張合約。
怡和那一邊做了什麼
交易的發起方向值得留意。怡和主席班哲明・凱瑟克近年推動集團重組,把怡和由傳統的「持有者兼營運者」,轉型為重組資本的投資組合公司。27 DFI 則把這次交易形容為由投資組合公司轉向專注型營運公司的關鍵一步:星巴克業務即時提升收入和營業利潤率,現金則鞏固資產負債表,2027年的派息比率同時提升至80%。28 消息公布後,DFI 股價大漲6.6%。27
拿走最好的資產,收回現金,提高派息,市場拍手。這套動作,讀過第一章的人會覺得眼熟。
上市公司的病,沒有上市公司的命
美心過去五十四年的位置很特別。它不是上市公司,不用向公眾交財報;但它的盈利按權益法流入 DFI 的帳目,29 而 DFI 要向公眾股東交代。上市公司的節奏和壓力,經由股東傳了下來;上市公司的好處,例如在市場集資、股份有流通性、有市場估值,美心卻一樣都沒有。
更根本的限制是50/50。日常營運由伍氏打理,但出售品牌、引入新股東、大規模轉型,任何一方都可以拖住。這種股權結構幾乎無法出售:沒有買家願意接手一半股權,再附送一個有否決權的夥伴。
所以我的判斷是:第一輪資本遊戲已經玩完,玩家是怡和,美心是被留下來的那一部分。問題只剩下一個:伍氏家族會不會開第二輪。
三、四步對照
把四步劇本套到美心身上,每一步都要配一個分辨訊號。原因很 簡單:餐飲業本身正在收縮,很多動作既可能是劇本,也可能只是正常經營。分不出來的對照,只是把框架硬套上去。
人事替換
劇本的第一步,是換上財務出身的管理層。目前美心的主席兼董事總經理是伍偉國,家族親自掌舵。
要看的訊號:交易完成後,美心會不會空降私募、投資銀行或財務背景的執行長或財務長。家族繼續親自主導,是反訊號。
收購稀釋
劇本的第二步,是透過併購或引入新股東改變股權結構。美心這次走的是反方向:由50%收回到100%。
但反方向正是下一步的前提。媒體已經揣測,股權結構簡化之後,引入私募基金或策略股東,甚至上市,都會容易得多;近年不少港資品牌先後落入大陸企業手中,美心會否出售亦受注視。27
要看的訊號:有沒有私募或策略投資者入股,哪怕只是少數股權;有沒有個別品牌被單獨出售或授權。
精準裁員
劇本的第三步,是砍掉回報不夠好看的部門。2026年初,美心已經結束了翠園酒家將軍澳分店。30
但關酒樓本身不算證據。整個粵式酒樓行業都在縮,關掉虧錢的店,是任何經營者都會做的事。
要看的訊號:美心關掉的,是虧錢的店,還是「有錢賺但回報不夠漂亮」的店。前者是止血,後者是為了把帳面做好看,給下一個買家看。另一個訊號是中央職能:研發、採購、廚師培訓這些不直接產生收入的部門,有沒有被大幅削減。
敘事包裝
劇本的第四步,是用一個新故事解釋一切。科技業這一輪的故事是 AI;餐飲業的對應版本,是「出海東南亞」「大灣區增長」「數位化」。伍偉國在交易聲明中已經表示,美心會把握中國大陸、香港、澳門、東南亞及更廣泛地區的增長機遇。25
要看的訊號:故事之後,有沒有真金白銀跟著投下去。新開店、新廠房、新市場的資本支出,是經營者路線;只有故事、沒有支出,是包裝。
四、第五步:一筆被讀錯的交易
第五步不必等,現在已經看得到。
交易公布當晚,各家媒體用的字眼大同小異:「分家」「業務調整」「各取所需」「和平拆夥」,有的還形容 DFI「慷慨增派息」。31 這些字眼都不算錯,但它們有一個共同效果:把一筆交易講成兩個對等夥伴好聚好散。
實際的結構並不對稱。一方拿走穩定的現金牛和現金,股價即日上漲;另一方保住品牌和控制權,卻失去了最穩定的現金流,往後在怡和系物業的租約優勢也可能要重新談判。27 誰付錢、誰收錢,在「分家」兩個字裡是看不見的。
我自己就是證據。我第一次聽到這則新聞,以為是怡和付錢給美心。一個長期追蹤資本動作的人都會讀錯金流方向,一般讀者讀到的「分家」,大概只剩下一個溫情的印象:五十四年的老夥伴,各自走下一段路。
這不是說有人刻意誤導。敘事洗白從來不需要陰謀,只需要每一個轉述的人,都選擇最順口的那個詞。和第一章那個環一樣,沒有一步需要壞人。
五、店,不是殼
寫到這裡,很容易把美心寫成《誰說遊戲做不起》裡的殼。這樣寫會錯。
美心交易後仍有逾1,000間餐廳及餅店,橫跨八個市場。28 更有說服力的是 DFI 自己的數字:DFI 承認交易初期會稀釋每股盈餘,因為往後不再按權益法認列美心餐廳及月餅業務的盈利,首年差距約3,500萬至4,000萬美元。29 這是一個淨額,不能直接反推美 心賺多少;但它說明,失去星巴克之後,美心剩下的業務仍然在賺錢。
至於被拿走的星巴克,年收入逾8億美元,營業利潤率約7%至7.5%。29 穩定,但不是暴利。美心失去的是現金流的穩定性,不是全部的命脈。
真正在縮的是哪一塊
「香港餐飲業家家都在倒閉」這個印象,也需要拆開來看。2026年第一季,香港食肆總收益比2018年同期跌7.2%,但中式餐館跌27.9%;粵式酒樓的數目,在八年間由1,790間減至1,500間。30 32 香港浸會大學的麥萃才指出,受北上消費(香港人越境到深圳等地消費)衝擊最大的是中價位餐廳,高價和平價餐飲相對穩定。33
這是 K 型分化,不是全面崩塌。美心最危險的一塊,正是中價粵式酒樓;快餐、餅店和月餅,面對的是另一套競爭。
新鮮,變成了表演
美心的成本控制,並不是分家之後才開始。據我觀察,美心多年前 已把不少出品轉為半成品;點心仍在酒樓蒸,但製作工序早已不在酒樓裡。所以味道變差,不是資本遊戲的結果,而是50/50年代已經存在的底色。分家之後真正要問的,是這條省錢的路會停下、照走,還是加速。
但美心並非只有一條路。2026年3月,美心皇宮在旺角 MOKO 商場開了一間逾12,000平方呎的新店,重現龍鳳禮堂和手推點心車,還首次設開放式廚房即場烤乳豬,報導把它放在懷舊酒家興起的背景下。34 換句話說,美心內部本身就是 K 型:大眾線一路省,旗艦線則賣「新鮮現做」這種已經變成奢侈品的常識。
開放式廚房值得多看一眼。烤乳豬可以即場做,點心卻不可能。以前酒樓的點心師傅凌晨兩三點開工,做到早上六點,一天的點心當天做完,賣不完也不留到第二天。這套做法的成本,是夜班人手和每日報廢的損耗,也正是今天最難負擔的兩樣東西。顧客看得見的是烤爐,看不見的是點心在哪裡、在什麼時候做好。新鮮由一道工序,變成了一樣可以展示的東西。
這不等於說 MOKO 的點心不新鮮;我沒有證據,也不打算這樣寫。我想指出的是:當新鮮需要被展示,它多半已經不再是常態。這是餐飲業版本的敘事包裝,也是第三節那些訊號中最難分辨的一種:投資是真的,但投資的對象,可能是故事本身。
2026年10月初,交易宣布後的同一個星期,香港另一則結業新聞說明了這種常識的價格。走高檔快餐路線、主打現做漢堡和手切薯條的 Five Guys,觀塘 apm 分店結業,一年內接連關掉北角、銅鑼灣、荃新天地和觀塘四間店,全港只剩五間。35 它曾推出99港元套餐,打破一直以來的單點賣法,再推80港元兒童餐,都救不回來。36 apm 和荃新天地都是上班族路過的商場;在那裡,漢堡價錢的參照是麥當勞,而不是一家店的成本。
這和美心有直接關係。Shake Shack 在香港的特許經營商就是美心,雙方2018年合作開店;美心宣布把品牌帶到泰國時,已在大中華區經營24間。37 Shake Shack 主打天然安格斯牛肉,和 Five Guys 站在同一個價格帶;美心在香港亦曾關掉圓方店,官方說法是租約到期。38 Five Guys 撞到的那堵牆,美心旗下也有一個品牌站在前面。
六、常識為什麼變成奢侈品
前面幾節一直說新鮮變貴了,卻沒有說清楚為什麼。原本最基本的東西,變成今天幾乎吃不回來,至少有五重成本疊在一起。
五重成本
第一,供應被收窄。 香港的活雞受禽流感政策嚴格管制,2016年初起已沒有中國大陸活雞供港,本地只剩二十多間雞場,飼養總量設有上限。39 業界曾向立法會表示,大陸雞停供後活雞供應減半,雞價隨之上升。40 這一重與資本無關,是公共衛生政策的代價。
第二,人手。 舊式點心要師傅凌晨開工,燒味要有人守爐。夜班和手藝,是今天最難請、也最貴的勞動力。
第三,地方。 現場備料需要廚房面積,而面積是香港最貴的生產要素。中央廚房不只是為了省人手,也是因為店面租金貴得容不下一個像樣的廚房。
第四,損耗。 新鮮食材的保存期以日計,估錯銷量就要整批報廢;冷凍食材以月計。中國大陸連鎖餐廳西貝的預製菜風波中,網上流傳的圖片顯示,店內部分冷凍食材保存期達9個月,羊排達24個月。41 容錯空間差了幾十倍,成本自然不一樣。
第五,規模。 當大部分同行轉用冷凍和預製,新鮮就變成小眾;小眾攤分不了固定成本,價錢只會更高。與此同時,平價市場的價錢早已被「平、靚、正」(便宜、賣相好、味道道地)封頂:漢堡要跟麥當勞比,點心要跟街坊茶樓比。
五重加起來,答案就清楚了:原味不是做不到,而是沒有一個價格帶容得下它。平價帶付不起,中價帶正在萎縮,只剩高價帶把它當成奢侈品來賣,甚至當成表演。
這也不只是香港的事。在美國,有人把2011年和2025年的 Five Guys 收據並排放上網:一個培根起司漢堡由5.79美元漲至11.17美元;Five Guys 的解釋是,價錢跟著食材成本走,供應商加價,收銀機就跟著加。42 2022年,同樣一個漢堡、薯條加汽水的組合,在麥當勞約6.19美元,在 Five Guys 平均要19.95美元。43 新鮮牛肉、不冷凍、花生油,同一套堅持,在美國同樣變成了奢侈品。
五重成本之中,人手、損耗和規模是全世界共通的;香港多出來的,是被政策收窄的活雞供應、極高的店租,以及被北上消費搶走的中價客源。所以香港不是例外,只是同一個趨勢在這裡走得更快、更徹底。
沒有被統計的通膨
這也不只是酒樓的事。連一個漢堡堅持用新鮮的肉即時處理,都已經成為賣點。小時候吃的麥當勞,和現在吃的麥當勞,大小不同,味道也不同。以前在香港的大家樂吃晚餐,牛排是原塊肉,那時根本沒有重組肉這回事;今天,想吃一塊原塊、肉質柔軟的牛排,已經是高級的奢侈品。
只要你不在意,生活看起來沒有變差。但如果你要買回同一種服務、同一個品質,很多東西其實已經是天價。很多人隱隱察覺到這件事,卻說不出問題在哪裡。原因至少有三個。
第一,官方數字捕捉不到。通膨統計計算的是「一份牛排」的價格,但原塊肉和重組肉,在統計籃子裡可能都只是「牛排」。份量縮水(shrinkflation)尚且有機會被計入,品質下降(有人稱之為 skimpflation,縮水式通膨)卻幾乎隱形。數字說 物價只漲了一點,但你要買回同樣的東西,早已是另一個價位。
第二,什麼變便宜、什麼變昂貴,其實有規律。可以大量複製的東西——電子產品、資訊、娛樂——確實便宜了很多;需要真材實料、人手、時間和土地的東西——現切的鮮肉、手工、住屋、教育——卻越來越貴。對照上面的五重成本就會發現,它們幾乎全部落在後一類:人手、地方、損耗,正是財務報表最想砍掉的成本。於是市場分成兩層:原本的基本品質,升級成「高級貨」;大眾只剩下替代品。
第三個原因,是記憶本身。這一點留到本章最後一節再談。
所以,世界有沒有變好?誠實的答案是:要看你計算哪一個籃子。手機、醫療、資訊取得,是真的變好了;但在「實在的東西」那一邊,很多人的生活水準,是靠接受替代品來維持表面上的不變。企業省下的這筆成本,和第一章從研發部門省下的那一筆,去了同一個地方(第三章會把這兩條線接起來)。
七、品牌的另一筆舊帳
講美心,很多香港人第一個想起的,未必是味道,而是2019年那句話。那年11月,美心創辦人之一伍沾德的長女伍淑清接受《環球時報》專訪,說社會已經失去整整兩代年輕人,她會放棄這些年輕人。44 更早的9月,她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發言後,美心旗下不少分店被塗鴉和破壞;美心隨即發表聲明,表明伍淑清沒有在公司擔任任何職位,亦沒有參與管理。45
這件事最值得記下的不是立場,而是治理。一個沒有職位、持股有限的家族成員,可以直接牽動整個品牌的價值,因為品牌掛著的是姓氏,不是股權比例。這筆舊帳在兩條路上的分量也不同:走經營者路線,美心要面對的是香港的下一代客人;走資本路線,這個印記在不同買家眼中的輕重可能相差很遠,這一點只能是推測。
但我不把它當成美心走下坡的主因。2019年的影響,和品質下降、北上消費、中價酒樓萎縮糾纏在一起,沒有數據可以拆開。我的判斷仍然是:問題首先在於東西不夠好吃。
八、框架的邊界
這裡要誠實承認,四步劇本在美心身上有三處不合身。
第一,玩家不同。《資本遊戲玩什麼》的案例,是外來資本接手一家公司,對它的長遠存續沒有感情。美心的控制人是創辦家族,有七十年的品牌和名聲押在上面,激勵和私募基金完全不同。
第二,資產不同。遊戲公司的資產是 IP 和人才,可以打包轉手;餐廳的資產是店面、人手和味道,大部分搬不走,也賣不出好價錢。楔子說的雞味,就是這種資產。
第三,收縮的原因不同。科技公司在創紀錄盈利時裁員,所以裁員本身就是劇本的證據。美心身處一個真正在萎縮的板塊,收縮未必是劇本,可能只是求生。
所以框架在這裡唯一可靠的測試,是第三節那些分辨訊號:每一個收縮動作,究竟是為了讓美心活下去,還是為了讓美心更容易被賣掉。
九、兩條路
「救回美心」要先定義。它不可能回到和怡和合作時的風光;但只要它仍然是一個連鎖品牌,規模縮小也好,總好過縮到只剩一間店、名存實亡。
這樣看,美心面前有兩條路。一條是經營者路線:縮掉中價酒樓,把資源押在仍然有競爭力的業務,在一個萎縮的市場裡縮而不死。另一條是資本路線:清理股權、美化帳面、引入新股東或拆分出售,讓家族在估值最好的時候退場。
我一向反對內捲,但美心已經是局中人,沒有不捲的選擇。不捲,就只剩資本路線。選擇資本路線也未必是錯誤的商業決定,只是可惜。
最可能的走法:先引入私募,再上市
以今天的結構看,美心確實是一個漂亮的殼:股權乾淨、品牌有名、仍有盈利。這和《誰說遊戲做不起》所說被掏空的殼是兩回事。問題不是它能不能被賣,而是怎樣賣。
直接上市,短期內並不容易。香港主板上市一般要看三年業績紀錄,而美心過去三年的數字包含了星巴克;招股書一出,投資者看到的是收入少了一大截,只能靠備考數字解釋。比較乾淨的做法,是先用兩三年交出一份不含星巴克的獨立業績,最快也要到2029、2030年。
上市也等於把病請回來。伍氏剛付出26.5億港元現金和星巴克,才擺脫一個要向公眾股東交代的股東;一上市,壓力就直接來自公眾股東,每一間關 掉的分店、每一季的利潤都要揭露。而且上市不是退場,是慢慢退:創辦人有禁售期,之後也只能分批減持。若目標是一次離場,私下賣給策略買家或私募快得多,價錢還包括控制權溢價,代價是又多一則「港資品牌落入大陸手中」的新聞。
所以我估計最可能的,是介乎兩者之間的一條路:先引入私募做少數股東,由它派財務長進場、整理帳目、寫好增長故事,三至五年後上市,私募在上市時退出。
這條路有意思的地方在於,它會把四步劇本從頭走到尾。人事替換、股權稀釋、精準削減、敘事包裝,每一步都可以用「為上市做準備」來解釋,不需要任何人有惡意。劇本不一定由掠奪者執行;它也可以是一套被當成「專業化」的標準程序。
當然還有另一個可能:家族什麼都不賣,繼續持有、收取股息。他們剛用真金白銀買回全資,這個可能性並不小。最終走哪一條,取決於家族的傳承安排和現金需要,而這兩樣外人都看不到。最早的訊號,會是美心有沒有聘請投資銀行,有沒有找來一位有上市經驗的財務長。
一年後要看什麼
交易預計2027年第一季末前完成。以下是完成後第一年要看的訊號:
| 觀察點 | 經營者路線 | 資本路線 |
|---|---|---|
| 管理層 | 家族繼續主導 | 空降私募或財務背景的執行長,或有上市經驗的財務長 |
| 外部顧問 | 沒有投資銀行介入 | 聘請投資銀行,籌備重組或上市 |
| 股權 | 維持全資 | 引入私募少數股東,三至五年後上市;或整體出售 |
| 業績編製 | 照舊 | 編製不含星巴克的獨立業績,為招股書鋪路 |
| 品牌 | 整體保留 | 個別品牌單獨出售或授權 |
| 關店 | 關虧錢的店 | 關有錢賺但回報率低的店 |
| 中央職能 | 保留研發、採購、廚師培訓 | 大幅削減不直接產生收入的部門 |
| 資本支出 | 新店、新廠、新市場有實際投資 | 只有增長故事,沒有支出 |
對得上,說明這套劇本可以跨出科技業;對不上,說明一個創辦家族在萎縮市場裡做的選擇,不能用同一套框架解釋。兩個結果都值得寫下來。
十、基線
講到錢,香港人最常用的標準是「平、靚、正」。很少人記得,原味曾經只是及格線,不是要加價才買得到的東西。今天吃不回來,大家覺得理所當然;在香港,抵制可以因為一句話發生,卻很少因為預製菜或者一碟變了味的點心發生。
中國大陸反而有過。2025年9月,羅永浩批評連鎖餐廳西貝幾乎全是預製菜,西貝生意斷崖式下跌,北京一間分店午市43桌只有5桌客人。46 但風波的結果,是西貝全線減價兩至四成,46 其後更傳出一次關閉102間分店。47 消費者的怒氣,最後落在價錢上,而不是味道上 。
這就是第六節留下的第三個原因。漁業學者 Daniel Pauly 提出過「基線偏移」(shifting baseline)的概念:每一代人都把自己第一次看見的海洋當成正常,於是魚越來越少,卻沒有人覺得少。48 味道也一樣。吃過原塊牛排的人,會覺得重組肉是倒退;吃重組肉長大的人,重組肉就是正常。沒吃過走地雞的人,不會覺得冰鮮雞欠了什麼;沒吃過清晨現做點心的人,不會覺得中央廚房的點心少了什麼。損失只存在於記得的人身上。
今天的小朋友從小吃冰鮮雞長大,「雞味」對他們來說根本沒有參照。當年「食餅有餅味」會被當成廢話,正因為大家覺得原味理所當然;等到笑話變成真話,已經沒有人記得原味是什麼了。沒有人記得,就沒有人要求;沒有人要求,也就沒有人需要去救。
至於雞味,大概哪條路都救不回來了。
後記:這份預測檔案的時鐘
這一章的原稿寫於2026年10月3日。上面那張表有兩個檢查點:2027年10月,原稿寫成滿一年,交易可能剛剛完成;以及2028年第一季末前後,交易完成滿一年,表中的訊號才算走完一輪。本書出版時,兩個檢查點都還沒有到。所以這張表不是結論,而是一張交給讀者的對照表:你讀到這裡時,可以自己翻開新聞,看美心走了哪一欄。我也會在 Mythogen Engine 網站上公布我的對照結果,不論對得上,還是對不上。
小 結
回看這一章,美心的分家、四步劇本的對照、五重成本、沒有被統計的通膨,說到底是第一章那個結構在餐桌上的樣子。公司內部,被清走的是說「不行」的人;公司外部,被清走的是原味。兩者都不需要壞人,兩者也都不會出現在報表上,損失只留在記得的人身上。
但這一章留下一個沒有回答的問題。如果原味真的沒有價格帶容得下,為什麼世界上仍然有一些小店,可以一直賣平價、實在、好吃的東西?
答案不在味道,而在一樣更根本的東西。下一章,從日本弁天島的幾間小店說起。
第一部 結構是什麼形狀
第三章 每一條出路,入場費都叫做「底」
楔子:弁天島的小店
2019年,我去過靜岡縣濱松市的弁天島。那裡有不少家庭式經營的日式小餐館,一家人守著一間店,同時做遊客和本地人的生意。東西便宜,份量實在,味道好,用香港人的說法,就是「平、靚、正」(便宜、賣相好、味道道地)。
這些店大多開在自家的房子裡。沒有租金被抽走,成本壓得很低,不必擴張,也不用追逐什麼增長,就能一直開下去。賺不到大錢,但維持生活不成問題。在我看來,那是一種自得其所。
可是那裡沒有什麼年輕人。聽說,年輕人都出去找工作了。
這一章從這三件事展開。平價實在的小店,提醒我們「正常」本來的樣子;自有的房子,說明了它們為什麼能夠抽身;離開的年輕人,則揭示了這條出路的盡頭。
先把結論放在前面:每一條看似可以擺脫遊戲的路,入場費都是同一樣東西,一份輸得起的底。教育、房子、信貸、低慾望,這一章逐一驗證這句話。
一、兩條已經走過的線
前兩章已經走過兩條線,這裡只把它們接起來。
第一條是工作。科技進步是真的,但每一輪都附送一套金融敘事;奪走工作的,往往不是科技本身,而是借科技之名的分配(見第一章)。經濟學所說的補償機制,是自動化省下的成本化為更低的價格、新的投資和新的工資,再吸納被取代的人;它的前提,是省下的錢會流回實體經濟。金融化切斷了這條管道,省下的成本流向股票回購和派息,被擠出來的人,多數往下流向低薪服務業,而不是往上。
第二條是消費。原塊牛排變成重組肉,雞沒有了雞味,質素下降卻不會出現在通膨統計裡;可以大量複製的東西變便宜了,需要人手、時間和土地的東西越來越貴(見第二章)。
兩條線在這裡合流。企業省下的成本,既沒有回到員工手上,也沒有回到消費者手上,而是進了利潤率。被擠向下流動的人,收入只負擔得起降級版本;降級版本的市場夠大,又令企業更有誘因繼續降級。生產端的內捲和消費端的降級,互相餵養。
在這樣的世界裡,有些人仍然能夠抽身,有些人不能。這一章要問的,是分別在哪裡。
二、教育:一場由中產燃燒的比賽
教育有一件非常荒謬的事:裡面充斥著大量無用的內容,學費卻貴上了天,大家還要內捲競爭去追趕。它在實際上,懲罰了投錯胎的窮人。
人真正需要的教育,其實並不複雜:語文、英文、數學的基礎,加上自我學習的眼光和批判思考的視野。集體化、標準化的填鴨式教育,不但沒有提供這些,反而浪費了學生的時間,令他們沒有機會接觸這些。
這個判斷有幾條學術脈絡可以支撐。經濟學者 Bryan Caplan 認為,教育的回報大部分來自「信號」而不是技能:一紙文憑證明你夠聽話、夠耐力、夠聰明去熬完整個制度,至於學了什麼,很多出社會後根本用不上。49社會學者 Randall Collins 更早就把這稱為「文憑社會」。50
教育為什麼會越捲越貴?Fred Hirsch 的比喻很貼切:球場裡前排的人站起來看得更清楚,於是全場都站起來,最後沒有人看得更清楚,但每個人都累了。51學歷是一種 位置性商品,價值只在於比別人高,所以投入沒有上限。補習、名校、課外活動的軍備競賽,就是這樣來的。
最拼命的不是窮人
有錢人不必贏這場考試,他們有另一條路。窮人很多時候早知道追不上,或者沒有資源追,被迫半退出。真正最焦慮、最拼命的是中間那一層,因為他們有東西可以失去。
Barbara Ehrenreich 把這種心態稱為「害怕跌下去」:中產的地位無法直接傳承,每一代都要重新賺回來,教育於是成為防止下墜的唯一保險,而保費沒有上限。52
錢最後流到哪裡?Elizabeth Warren 與 Amelia Tyagi 在《雙薪陷阱》中研究過,為什麼美國中產家庭有兩份收入,卻比上一代只有一份收入時更拮据。其中一個主因,是家長爭相購買好學區的房子,多出來的收入全數變成了房價。53香港「名校網」(明星學區)的房價溢價、補習產業的規模,是同一個故事:中產的犧牲沒有變成下一代的實際能力,而是流向了屋主和教育產業。
最難處理的是,對每一個家庭來說,參與都是理性的。你一個人不捲,孩子就輸;人人都捲,人人都沒有好處。這是典型的囚徒困境,所以「你自己不要捲就好」這類勸告毫無用處,沒有人能單方面放下武器。
頂層的另一條軌道
真正的富豪,根本不在這個賽場裡。Raj Chetty 等人2023年研究美國頂尖私立大學的錄取,發現在考試分數相同的情況下,最富有1%家庭的子女,入讀機會是中產子女的兩倍以上。54差距不來自考試,而來自校友子女優先、捐款,以及只有富人才玩得起的運動特招。考試只是中產的賽道,頂層有自己的入口。
這條軌道之所以難以察覺,一是因為人少,而且生活空間完全隔離;二是因為人通常只和附近的那一層比較。中產往上看,看到的是比自己好一點的專業人士家庭,以為那就是頂。競爭全部是橫向的,真正的頂層在視野之外。
諷刺的是,那條軌道提供的,正正是前面所說「人真正需要的教育」:見識、人脈、與決策者的直接接觸,以及最重要的一樣東西——可以失敗的安全網。富人的孩子可以試錯、轉行、創業失敗再來,因為輸了也不會跌下去。對他們來說,教育是體驗與網絡;對其他人來說,教育是一場不能輸的考試。
而這種隱形,正是維持整個遊戲運作的條件。如果大家清楚看見頂層不必考試也能入場,「讀書改變命運」的故事就說不下去,中產也不會再那麼甘心繳交保費。
標準化不是元凶
不過,有一個陷阱必須避開。標準化考試本身,歷史上往往是窮人少數的上流通道。當入學改為「全人評估」,看面試、看作品集,有資源的家庭反而更懂得玩,因為他們請得起顧問包裝。美國有幾所名校取消標準化考試後又恢復,理由之一,正是考試成績反而幫助他們找到弱勢背景的人才。55
認知科學家 Daniel Willingham 亦指出,批判思考無法脫離知識獨立訓練,你要先懂一樣東西,才批判得了它。56自主學習對有家庭支援的孩子最有效;對沒有支援的孩子,學校的結構可能是他唯一的鷹架。
所以問題不在於「標準化」本身,而在於標準化的內容塞滿了作信號用途的垃圾,加上位置競爭迫使所有人投入無上限的時間和金錢。若把矛頭指向拆除標準,最先受害的,可能正是窮人。
三、房子:人生最高槓桿的賭注,被包裝成最保守的一步
四、五十歲甚至五、六十歲的人,年輕時以高槓桿買了房,今天理論上相當無憂無慮。反而是現在還在繳房貸的人,尤其是加借了二胎房貸的那一批,才是最慘的。
同樣是高槓桿買房,結果完全相反。分別不在於誰比較精明或勤奮,而在於入場時間。2008年金融海嘯之後、長期低利率時期入場的那一批,才是真正趕上紅利的人;在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前高位入場的人,則一樣被套住。
1997年在 香港高位買房的人,很多熬了十年「負資產」(房價跌到低於尚欠的房貸);日本泡沫頂峰買房的人更慘,有些一輩子都回不了本。槓桿本身沒有好壞,它只是把時代的順風或逆風放大。我們今天看到的「無憂長輩」,是撐過來的那一批,這本身就是倖存者偏差。
最高風險的決定,最保守的包裝
這個敘事最厲害的地方,是把人生最高風險的一個決定,包裝成最穩健、最應該做的一步。香港人說「置業安居」、「早點上車」(「上車」指第一次買房),聽起來像保守理財,但在數學上,它是一個普通人一生借得最多、槓桿最高的賭注。
貸款九成,意味著房價跌一成,自備的頭期款就全數蒸發。打工收入每年增長幾個百分點,是線性的;高槓桿資產一個週期的升跌,足以抵銷十年的儲蓄。兩者的尺度根本不對等,入場時間主導結果,是算術問題,不是心態問題。
為什麼敘事總是報喜不報憂?因為有太多人受惠於它。成功的人傾向把結果歸功於自己的勤奮與眼光,很少人會說「我只是好運,剛好趕上了時間」;失敗的人則被說成不夠努力或太貪心。
「勤奮就會成功」這套說法,同時維持了兩樣東西:一批肯吃苦、不質疑結構、容易操控的勞動力,以及一批前仆後繼接手的買家,撐起銀行、建商和依賴賣地收入的政府。
努力買不到的東西
那麼,個人努力是否完全沒有作用?我原本以為,努力至少能決定你撐不撐得過錯的時間——1997年真正輸到無法翻身的,很多是失業或繳不出房貸而被迫賤賣的人。
但這個說法也站不住。利率一升,每月房貸立即跳升,這與你勤不勤奮毫無關係;經濟一轉差,裁員潮往往與房價下跌同時到來,你的工作保不保得住,多數時候也不是你說了算。2024年前後,香港的負資產個案一度升至約二十年來的高位。57
撐不撐得過,最終看的不是努力,而是「底」夠不夠厚:有沒有積蓄撐住幾年房貸,有沒有家人可以幫忙,頭期款付得多少,令槓桿不至於太高。
而上一代的「底」,很大程度上是時代紅利,卻被說成是熬出來的美德。下一代於是用同一套方法——努力、借錢、買房——在完全不同的條件下去追,獨自承擔所有風險。
更刺耳的是,上一代資產的價值,部分正是由下一代的房貸和房租支撐的。和教育一樣,這個遊戲獎勵早入場的人,而遲入場者付出的成本,被包裝成「你不夠努力」。
四、信貸的隱形之手
既然高價地區的槓桿如此危險,為什麼不去便宜一點的地方買?
到2026年,我在台灣已經住了五年,一直不太明白這件事。很多人寧願借多一點,也要買台北市;連淡水,不少台灣人也不想住。老家在嘉義的人,也不會在嘉義買房。如果去桃園可以少借很多,是否就能解決很多問題?香港地方小,無論哪裡再不方便,都還有個譜;台灣不一樣。
在地的理由大致有幾個。工作機會高度集中在台北,而出了大台北,捷運網絡就變得稀疏,很多地方要靠汽車或機車,通勤的時間和成本急升。台北市的房價在下跌時通常較抗跌,也較容易轉手,很多人是用「資產」而非「住屋」的邏輯去選擇。台北市財政較好,教育資源和各種補助也較豐富,還附帶一種地位標籤。
至於老家在嘉義的人,很多時候家裡本來就有老屋或土地,毋須再買;而年輕人留不下來,是因為那裡工作機會少——和弁天島的情況差不多。
其實也有人正在實踐另一種選擇。2010年代以來,桃園和林口人口增長很快,不少正是在台北買不起、選擇用較低槓桿換取較長通勤的家庭。理論上,「在工作的地方租,在便宜的地方買來退休」也很合理。
越便宜,越借不到錢
但這裡有一個更深的結構:鄉下地方借不到錢。
銀行借錢,看的是抵押品賣不賣得出去。偏遠地區、老屋、農地或小坪數,銀行估價通常偏低,可貸成數也較低,有時要準備五、六成頭期款。也就是說,越便宜的地方越需要現金,越昂貴的地方反而越借得到錢。
結果,信貸只會流向本身已經昂貴的地區,令那裡更昂貴;便宜的地方因為借不到錢,買家少,於是繼續便宜,也繼續難以轉手。表面上是個人選擇住在哪裡,實際上,金融系統早已替你選了一半。
再加上工作的地方照樣要付房租,想用分開處理的方法避開高槓桿,就得同時負擔房租和一大筆頭期款——最後又只有底厚的人做得到。
大家通常以為,房價的分布由供求和個人選擇決定。很少人意識到,哪裡借得到錢,才是把人推進高價區的隱形之手。
五、低慾望:解放,還是認命?
日本常被形容為已經進入「低慾望社會」,這個說法來自大前研一。58有人把它看成一種擺脫扭曲模型的集體選擇:不追求擴張,不追逐增長,守住一份已經付清的資產,過一種自得其所的生活。
弁天島的小店,正是這種「低需求安全網」的實物版本。店面是自己的,沒有租金被抽走,成本低到不必擴張也站得住。它們不是贏了這場遊戲,而是用一份已經付清的資產,令自己不必參與。
但那句「沒有什麼年輕人」,揭示了這個模式的限制:它可以維持一代,卻無法複製到下一代。老闆手上的店面,是在戰後到泡沫年代之間累積下來的。年輕人若無法繼承,想在鄉下開店就得租,等於重新跌入被抽租的結構。(第九章桃園公西那間牛肉麵店,是同一件事的台灣版本。)
加上工作、收入、社交和伴侶全部集中在城市,年輕人離開是理性的選擇。2014年日本的「增田報告」估計,全國有八百多個市町村面臨消失的風險。59很多仍然有錢賺的小店,最後是因為沒有人接班而結業,不是因為虧本。
「低慾望」本身也有一個值得深究的曖昧之處。大前研一使用這個詞時帶著憂慮;日本也有人把年輕一代稱為「悟世代」——不追車、不追名牌、不追戀愛。他們是找到了自得其所,還是陷入了第二章所說的基線偏移,適應了停滯之後,告訴自己並不想要?
同一種行為,可以是解放,也可以是認命。我認為分界線在於有沒有選擇:手上有資產、有退路的人選擇低慾望,是自得其所;沒有資產、沒有退路而被迫低慾望,只是把認命換了一個好聽的名字。
小結
回看這一章,教育、房子、信貸、弁天島的小店,說到底都是同一件事:底。有底的人可以低慾望、可以試錯、可以撐過逆勢;沒有底的人做什麼都必須贏,而且輸一次就沒有翻身的機會。每一條看似可以擺脫遊戲的路,入場費都叫做「底」,而這個底,往往是上一代留下來的。
所以,真正的問題不是怎樣贏,而是沒有底的人,怎樣替自己造一個。這個問題,留到終章再回答。
在那之前,要先問另一個問題:同一個世界,為什麼有人看得見這些結構,有人看不見。
第二部 為什麼你看得見,別人看不見